本文由英国《卫报》授权外滩画报文工团翻译，虹膜获得许可发表
阿基·考里斯马基（AkiKaurism?ki）穿着他那身厚重的黑大衣，眉头紧蹙坐在那里。这个郁郁寡欢的人看上去痛苦无比。我曾经听人说起，采访此人的最佳时机是赶个大清早，因为接下来他就要开始喝酒了。现在已是下午4点，他约摸已经连续喝了几个钟头了。
此时此刻，考里斯马基正坐等伦敦SohoHouse（采访的地点）的侍应生再度跑来请求他熄灭烟蒂。呵呵，他当然不会失望，“我很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了，这儿不能吸烟”。
考里斯马基露出一脸愕然，就好像她是头一次跑来跟他说这番话，于是他乖乖道歉，把烟蒂扔进水杯。正当侍应生把水杯取走时，考里斯马基突然大叫起来，就好像他被打劫了，“那是我的水！那是我的水！”她慌忙走开了。这时，这位芬兰最伟大的导演才露出了微笑。
嗜酒的考里斯马基
考里斯马基，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30多年来，他一直都在拍摄最凄凉的喜剧。电影如其人，亦如他的祖国芬兰。他的电影阴沉抑郁，找不到半点欢乐的氛围；里面的男人看上去像海象，女人看上去像老鼠。
电影中的角色通常在工厂里埋头干着枯燥乏味的工作，或者下到煤矿里，又或者在餐馆洗盘子，角色与角色之间几乎从不交谈（他年的作品《火柴厂女工》TheMatchFactoryGirl里的第一句对白距离影片开始有13分钟之久，而整部电影才68分钟）。
他们总是豪饮一气，然后果断了结自己：在《升空号》（Ariel）里，一对父子先是坐在酒吧里喝酒，然后父亲站起来，走进厕所，饮弹自尽。他的主人公最大的心愿就是逃离当下的生活，通常都是坐船离开。
《火柴厂女工》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考里斯马基的这些作品其实既有趣又罗曼蒂克。事实上，考里斯马基本人变得越是阴郁，他的电影就拍得越柔和。这不难理解，就好像他说的：“了无希望的时候，也就没有理由厌世了。”
年夺得戛纳评委会大奖的《没有过去的男人》（TheManWithoutaPast）就是一部表现在无望中寻找希望的他的后期代表作品：一个没有被透露名字的男人遭遇抢劫，失去了知觉，醒来后，他丧失了记忆，因此不得不重建生活，和露宿街头的人以及流浪汉交朋友。
《没有过去的男人》
考里斯马基又点燃了一支烟。他年的《勒阿弗尔》（LeHavre）（在法国拍摄，不过还是一如既往的芬兰风格）是他6年来的首部新片，也是他最为乐观的作品。其实，他可能已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电影类型：避难所童话（theasylumfairytale）。
故事从警察拦下一艘载有偷渡客的货船开始，一个小男孩逃跑了，藏身在岸边，年老的擦鞋匠发现了他，并把他带回家中。没错，片中的角色依旧在沉默的愁云惨雾中不断饮酒，但是《勒阿弗尔》令人惊讶地肯定了爱的力量。那么，考里斯马基的灵感从何而来？
“关于那些偷渡时在地中海淹死的人，我读了很多文章，也看了很多新闻报道，他们本以为能到达欧洲的黄金国，来时满怀希望。这种报道看多了，我的心灵开始感到不安。然而，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或许我看上去是一个很酷的人，但其实我多愁善感极了，很关心他人，倒不太关心自己。”
《勒阿弗尔》
在《勒阿弗尔》中，有一个有趣的桥段，当擦鞋匠向他得了癌症的医院探望她时，她告诉他等她挺过关键阶段再来：“两周之后再来，带上我在拉罗谢尔（法国著名的海滨旅游城市）穿过的那条黄裙子。”
我告诉他这是整部电影里我最喜欢的一段，他笑着说：“我也是，当我写剧本写到这里的时候，都哭了。”为什么偏偏是拉罗谢尔？“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考里斯马基继续在薄暮中吸着烟，一边等待着侍应生不可避免的再次提醒，一边告诉我他面对生命的罪恶时的解决之道。这可能是一个萨缪尔·贝克特和本·拉丹都考虑过的哲学命题。
《勒阿弗尔》
“对于人类而言，我看不出有任何出路可寻，除非是用恐怖主义。我们要杀了那1%。”哪些人是1%？“我们要杀了拥有一切的1%，只有杀了他们，人类才能摆脱悲惨的现状。这1%的人让我们陷入如此境地，人性已经失去价值。这1%就是那些富人，还有被他们如木偶般操纵的政客。”那么考里斯马基想过从政吗？“没有，绝对没有。政治就是腐败。”
你想知道他口中是否有不那么极端的用词比如“我怀疑”、“可能”，而他只会变得更极端。当然，所有这些也可能仅仅是一种姿态，但我并不相信。考里斯马基自己的生活其实比他的电影还要阴郁。他告诉我，他的亲戚中有好几个人自杀了，并叫我不要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那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他不想对此妄加评论。
《浮云世事》
没过多久，SohoHouse的经理走进了房间。“我很抱歉，先生，但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我们已经告诉你两次了，这儿不能抽烟。”考里斯马基睁大眼睛无辜地看着他，再次道歉，我们不得不移步阳台继续采访。我们两人一起喝酒，唯一的不同之处是考里斯马基喜欢一饮而尽。
难道他只有在喝酒的时候才能执导影片的传言是真的吗？“那是胡说。”他说自己在喝酒的时候没法写剧本或是剪辑，不过喝不喝酒对于拍电影倒没什么区别，所以他索性喝了起来，但酒并不是执导的必要条件。谈到芬兰人的性格，考里斯马基会如何描述？“忧郁。”他立刻说。
为什么芬兰的自杀率会那么高？“缺少阳光。医学已经证明，人类需要维他命D。但芬兰总是暗暗的，结果弄得大家心里也暗暗的。”他也受此影响吗？考里斯马基又喝下了一杯酒，“我心里多少有数，有一天我也会自杀的，但不是现在”。为什么要自杀呢？“因为不幸啊。”我开始很想去保护他。“你太罗曼蒂克了吧。”我说。“是的是的，所以我不会爆头，我会射向自己的心脏。”
《升空号》
虽然有点危言耸听，不过考里斯马基似乎还有救。现在他和他的妻子每年都会在葡萄牙住半年。是因为那里阳光充沛吗？他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因为那是离芬兰最远的欧洲国家。”我们开始聊起了他的家庭，他提到了妻子，一个不喜欢公开展出作品的艺术家。
尽管两人已经结婚26年了，但他显然仍为她深深着迷。难道对考里斯马基而言，妻子也是不幸吗？他笑了起来，那是一个可爱而甜蜜的微笑。“不，她热爱生活，否则我也不会在这里了。”
“我打赌你是最殷勤、浪漫的丈夫，我打赌你会给她买花，她也会留着黄裙子。”“是的，她的确如此。在我最近的三部电影里，女主角都是以我的妻子为原型。”“她喜欢那样吗？”“她几乎没有注意到。”“你们有孩子吗？”“太多了。”“到底多少？”“零。”
《升空号》
他又点燃了一支烟，告诉我他是最近才复吸的。一天多少盒呢？“三盒，60支。我的纪录是12盒。当我不得不回答愚蠢的问题，比如你问的这些时，我抽得更多。”这样的回答可有点无礼了。他像是知道自己犯了错的小男孩那样咧着嘴笑：“好吧，我只是想看看你的反应，无意冒犯，仅仅是想激怒你而已。”
考里斯马基从来不是一个会尊重习俗或法规的人。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嬉皮士时，就一个接一个不停地换工作。有一段时间，他还无家可归，常常因为行为不端被抓到警察局的牢房里过夜。
至今他仍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成了一个电影人。他的哥哥米卡（Mika）也是如此，兄弟俩曾一起组过制作公司，但如今已有20年没再说过话了。“原因你不必知道，反正绝不要和你所谓的朋友有经济上的瓜葛。”
当考里斯马基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爱上了电影，在巴斯特·基顿和卓别林的电影中发现了欢乐。在他的作品中，也不难发现对于过去那些大师的致敬和引用：《勒阿弗尔》就是向马塞尔·卡尔内导演致敬。
片中的擦鞋匠名叫马塞尔，他的妻子名叫阿莱缇（Arletty），取自饰演卡尔内的名作《天堂的孩子》的女星。除此之外，片中还能找到向让-皮埃尔·梅尔维尔和罗伯特·布列松致敬的痕迹。
《勒阿弗尔》
然而，考里斯马基对于电影的爱有多深，他对于当代电影的失望就有多深——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影片。他很肯定地说，从70年代到现在，没有一位导演拍出过大师级的作品。马丁·斯科塞斯如何呢？他轻蔑地哼了一声，喝了口酒。“《好家伙》就是大便，那是有史以来最恶心的电影。
《愤怒的公牛》之后，斯科塞斯就沦为业余导演了。”特伦斯·马立克呢？“他的第一部作品《穷山恶水》还OK，那是70年代拍的，之后那些都是宗教垃圾。”
《列宁格勒牛仔征美记》
现在正是时候斟满一杯啤酒。我问考里斯马基，为什么他6年没拍电影。他回答说，因为他的电影糟透了，加上年纪越来越大了，反应也迟钝了，他已经为电影付出太多生命了。
那过去6年他又在干什么？“我喜欢去森林里的蘑菇地闲逛。”“会吃吗？”“当然，芬兰的蘑菇世界第一。”他用手势表示了会引起幻觉的意思，“我会在把它们放进茶里以前先烧一下。我没有食谱，但我只吃自己摘的蘑菇。”
《列宁格勒牛仔征美记》
考里斯马基最后又点燃了一支烟，我们举杯欢庆那些生命中美好的事物：酒、蘑菇、死亡、他的妻子、爱。我问他怎么看《勒阿弗尔》。“这部吗？”他看上去对这个问题感到很震惊，又问了一遍，“我自己的？”
他停了一会儿说：“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作品中，第一部不让我讨厌的。”“那太好了。”我说，“击下掌吧！”“你动作太慢啦。”考里斯马基笑了起来，“我谈不上喜欢这部电影，但也不讨厌。对我来说，这已经是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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