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哈布斯堡王朝君主政体的南部斯拉夫人中，至少到年，民族渴望的政治活动只集中于世俗克罗地亚和军事克罗地亚，但是后来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也出现了民族渴望的政治活动。在这样的大背景环境下，南斯拉夫联邦制逐渐拉开序幕......
第一次提到一个联邦制的南斯拉夫，起因于约瑟普尤拉伊斯特罗斯迈尔的19世纪60年代的计划。自年贾科沃主教，这个具有迷惑性德国人名字的唯心论的克罗地亚教士花费了下一个10年去寻找一条道路，创立一种依据伊利里亚模式寻求南部斯拉夫人的文化融合，真正宗教融合的新运动。斯特罗斯迈尔在另一个天主教神父弗朗西斯拉茨基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发现了这条道路，“意识形态体系”出自米里亚格罗斯的命名。拉茨基相信对有学识的克罗地亚精英而言，赫德尔的政治预言即“自由通过文化”能够被实现，即只有一个包括塞尔维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单一南部斯拉夫人的身份能够被创造。年，斯特罗斯迈尔和拉茨基在萨格勒布共同创立南斯拉夫科学和艺术学会，从而通过共同的学术成就和语言上的统一来追求这一目标。实际上，学会的干事优先考虑的事是为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语言出版一本单独的字典。
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如何能够被带入他们的南斯拉夫国家？斯特罗斯迈尔和拉茨基提出了两个前途无望的解决办法。他们精心策划了东仪天主教会的宣传，即要求塞尔维亚人接受忠于罗马作为回报，把他们的礼拜仪式与克罗地亚教会复活的格拉哥里字母结合起来。格拉哥里字母是中世纪斯拉夫人的语言。斯特罗斯迈尔和拉茨基也支持这种徒然的希望，即日益专制的教皇将放松中世纪晚期对格拉哥里礼拜仪式的镇压。到年时，日益专制的教皇发展为绝无谬误主义。
在19世纪60年代期间，斯特罗斯迈尔利用其作为民族党领导人的地位去追求政治目标而不是宗教目标。他宁可从维也纳寻求克罗地亚自治，也不寻求作为一个南部斯拉夫人国家的独立。年的2月，特许令容许克罗地亚议会再次集会，并且提供世俗克罗地亚这一机会，即派遣其代表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新帝国议会，斯特罗斯迈尔领导其政党的大多数成员反对参加新帝国议会。他宁愿指望匈牙利人给予世俗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自治，从而使其成为一个联邦的中心，这个联邦包括军事边界区、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假定克罗地亚将继续领导哈布斯堡王朝君主政体的这个自治部分，该自治部分仅仅在这样的细节中出现，如斯洛文尼亚人放弃其语言来支持斯托卡瓦斯基方言的义务。
直到年，斯特罗斯迈尔才提议与塞尔维亚的明确联合。年哈布斯堡王朝被俾斯麦的普鲁士羞辱性地击败了，这让匈牙利的领导层赢得其自治的理由。布达佩斯解释了其对克罗地亚的限6制性意图，占优势的自由党领导人费伦茨迪克称克罗地亚人是一个“非政治性的民族”，拥有独立的但是低级的文化。他的态度准确地预示了匈牙利在年《克罗地亚-匈牙利协定》中仅仅授予世俗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以有限自治。
斯特罗斯迈尔的利益与加拉沙宁的努力是一致的，如上所述，加拉沙宁努力去缔结一个将支持塞尔维亚同奥斯曼帝国军事对抗的联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塞尔维亚的外交部长加拉沙宁已经缔结了与希腊和黑山的协定。此时他与克罗地亚的代表也在探究一个协定。一个助手起草了一份对波斯尼亚起义的建议，这个建议许诺“地方行政自治”，并且许诺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这“两个对立的双方”在将来的联盟国家中具有同等的中央权威。但是，当这个助手完成了该草案的原始草稿时，加拉沙宁修改了这个文本。加拉沙宁删除提及地方自治和两个对立的双方，改为保证贝尔格莱德是“自然的中心……对所有南斯拉夫的民族统一为一个单一的联邦制国家而言”。另一方面，斯特罗斯迈尔打算在其克罗地亚领导的联邦和塞尔维亚之间签订一个类似奥匈帝国的二元协议。但斯特罗斯迈尔当时和以后直率的欣然应允不足以战胜加拉沙宁。斯特罗斯迈尔应允将所有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划给塞尔维亚，作为保留所有的军事边界、斯拉沃尼亚和伏伊伏丁那，以及世俗克罗地亚和某种斯洛文尼亚人的实体的报答。作为一个积极的政治家，斯特罗斯迈尔主教葩最后方案没有任何结果；但是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关于某种联合国家的措辞之间的这种最初冲突使其意义重大。
年的《克罗地亚-匈牙利协定》经过年的适度修改和年军事边界区并入匈牙利，这些在19世纪的剩余时间固定了克罗地亚政治文化所成长的框架。到19世纪70年代时，两颗独立的种子已经在克罗地亚的政治中生根发芽。它们是自由主义。当20世纪早期的农民和社会主义的潮流已经不存在时，它们在克罗地亚继续存在到当代。
年以前自由主义已经在克罗地亚出现，但是区别于19世纪的南斯拉夫主义，它们经受住了《奥地利-匈牙利协定》和塞尔维亚关于联合国家的措辞的冲击。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的主要倡导者是安特斯塔尔切维奇和尤金克瓦泰尔尼克他们在年建立了权利党，以对抗在维也纳的中央集权的奥地利政权。奥地利政权在19世纪50年代已经妨碍了整个君主制的发展。在军事边界区反抗奥地利当局的一次失败的年起义期间，克瓦泰尔尼克英年早逝。而斯塔尔切维奇作为一个隐居的贤人继续生活到年。
斯塔尔切维奇利用其博学与忠贞，第一次把一个不可磨灭的反塞尔维亚人的印记放在克罗地亚的民族主张上。斯塔尔切维奇出生在军事边界区，其父亲是克罗地亚人，母亲是塞尔维亚人。在19世纪40年代，作为一个学生，他是伊利里亚人主张的热情拥护者。即使在那时，随法国人而来的伊利里亚省的中央集权政治吸引着他。到19世纪60年代吋，他把拿破仑三世当成他的政治英雄，因为这个法国皇帝支持北部的意大利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而独立。他的权利党将比斯特罗斯迈尔更加依赖布达佩斯作为维也纳的对手。斯塔尔切维奇对年协定的随后失望没有导致他退出适合于斯特罗斯迈尔的政治，反而加深了他对二元君主政体的奥地利统治的反对。这种失望也鼓励了他的这一主张，即一个纯粹克罗地亚人的民族特征高于包括塞尔维亚人定居点的最广阔的可能领地。
他的反塞尔维亚人情绪的主要推动力仍然是值得商榷的，如同其对以后几代的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人民的强大影响是不值得商榷一样。他的反塞尔维亚人情绪的主要推动力，源自他的最初意识形态效忠的幻灭，也就是源自失败的伊利里亚运动吗？或者源自他的这种判断？他的这种判断就是同塞尔维亚的假定盟国俄罗斯相比，对克罗地亚而言，法国是一个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君主政体的更强大和更现代化的盟国。他的反塞尔维亚人情绪的主要推动力应当包括他是一个探求单一身份超过其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混合身份的个人吗？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肯定回答表明，斯塔尔切维奇将不会简单地对年出版的一篇随笔作出反应。这篇随笔是最重要的塞尔维亚语言学家武克卡拉季奇于年撰写的。武克的“所有和各处的塞尔维亚人”论声称，不论宗教，所有说斯托卡瓦斯基语的人都是塞尔维亚人，从而大多数克罗地亚人是塞尔维亚人。
无论斯塔尔切维奇主张的起源是什么，他雄辩而详尽地陈述了这些主张。他对宗教分歧轻描淡写，但是论证了波斯尼亚和军事边界区的塞尔维亚人是真正东正教的克罗地亚人，类似波斯尼亚穆斯林，他们将自愿承认他们同历史上的克罗地亚国家的联系。与二战期间克罗地亚的法西斯主义政府的其他任何一个专制特征一样，强制转变为克罗地亚人或天主教徒身份诚然远非斯塔尔切维奇的意愿。然而正是他创造了带贬义的术语“斯拉夫塞尔维亚人”。这个术语被克罗地亚的法西斯主义者复活，并且以后在-年战争期间再次被一些萨格勒布的媒体复活用来指一个劣等民族，这个劣等民族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斯拉夫人的种族，最令人讨厌的畜牲”。连斯塔尔切维奇的同事克瓦泰尔尼克都反对这个术语，如同克瓦泰尔尼克反对斯塔尔切维奇的这个断言，即斯洛文尼亚人是“山岳克罗地亚人”一样。”总之，斯塔尔切维奇关于克罗地亚民族的有机统一的著述是19世纪撰写得最有说服力的著作，然而，斯塔尔切维奇也把塞尔维亚人是劣等的危险思想带入了克罗地亚政治。
要强调的是，斯塔尔切维奇及其权利党在克罗地亚政党政治的最初20年中都起到无足轻重的作用。民族党的两个分支在年已经分裂，一个支持同匈牙利人合作，而另一个则支持同奥地利当局合作，作为获得更大自治的更好道路。这两个分支在议会选举中都赢得了比权利党更多的席位，与统一党做的一样。统一党欢迎同现代化中的匈牙利完全融合。现代化的开端席卷年《奥匈条约》之后的新二元君主政体，支持现代化的开端使重组的民族党到年时在议会中赢得多数。民族党的领导人是伊凡波波维奇，年其描写一个注定失败的奥斯曼帝国官员的精彩的悲剧故事《斯迈尔阿加之死》在黑塞哥维那出版之后，波波维奇成为一位主要的文学人物。作为一个培训律师，波波维奇从19世纪60年代以前就支持同哈布斯堡王朝的合作。更早的效忠并且专心于国内改革的倾向而不是同新近占优势的布达佩斯对抗，这使得波波维奇在年被任命为总督。
波波维奇对于现代化的口号是“从内而外”，在许多城镇特别是萨格勒布产生显著效果。萨格勒布现在开始看起来像一个城市，在10年间其人口从1.9万增长到2.8万，并且成为一个哈布斯堡王朝风格的城镇中心。新总督使萨格勒布成为南部斯拉夫人领地上第一所欧洲风格大学的所在地。虽然没有弗朗西斯拉茨基和斯特罗斯迈尔主教曾给予新大学的对世俗教育的支持，但是教育改革使小学教育和中等教育更容易开展。这个人民的总督也利用匈牙利人不关心的短暂时期，通过议会去推行36项内政改革，建立一套独立的司法系统,使人民接受新闻和集会的某些自由，以及犹太人的解放。另外，哈布斯堡王朝的塞尔维亚人在他的政权中占据了三个最高的职位，而没有遭到多少来自克罗地亚人主流阶层的抱怨。实际上，关于波波维奇时代的大部分美国研究著作发现，“实质上没有证据表明，在19世纪70年代期间克罗地亚范围内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存在值得注意的紧张局势”。年，布达佩斯任命了一个年轻而精力充沛的匈牙利人总督，并指示推进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同匈牙利王国的行政整合，扩大单一的马扎尔人语言的使用。根据匈牙利人的观点，他的训令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被视为集中掌控现代化。当时克罗地亚人也因为使他们的政治从-年时期的“自由之路”转移，而责备卡罗伊屈恩-海代尔瓦里伯爵的长久任期。这个新总督终止了司法独立和陪审团制度，恢复了地方政府公然反抗议会的权力，并且允许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和天主教克罗地亚人的宗教学校重新开学。如果我们加上这些措施去证明城市精英面临逐渐出现文化马扎尔化的前景，这似乎是一个公平的指责。克罗地亚的精英现在认为伯爵委派塞尔维亚人任高级官职是一项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不同于波波维奇的委派。
然而，波波维奇政权与其继任者分担了忽视农民利益的责任，这一责任超出了扩大的家族财产的规定。在不能投票的98%人口中农民占绝大多数，并且在年超过80%的农民仍然是文盲。年军事边界区并入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年哈布斯堡王朝占领邻近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为年的农民起义创造了条件。年的农民起义比同年塞尔维亚的蒂莫克起义更广泛地展开，与哈布斯堡王朝官员的怀疑相反，这一起义的起源和过程与斯塔尔切维奇的小党的克罗地亚主义几乎没有关系，并且与来自军事边界区的相当多的塞尔维亚族居民的反克罗地亚人的积极性无关。
结语：历史的构成总是离不开一些因素如：农民的起义，宗教的分歧，各政党政治下的斗争等等......各民族，各人民都有不同的想法和主张，南斯拉夫联邦制就是在这些复杂的环境下诞生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是将来，民主的渴望永远都会是最关键的因素，联邦制就是在民族渴望中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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