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阿耶特，很快就到了三十多公里以北的圣昂戈埃尔镇。这个镇“一战”时几乎被夷为平地，从现在参差不齐的房屋建筑，可以想见破坏的程度。它当时距前线只有四公里。在北方各省，你很难找到未遭炮火毁坏过的古城。
镇子公共墓地有一半划给了英军墓，使得长方形的墓地被一分为两个细长的条块，而中国劳工的墓在一个细长条的最里面。在每个英军墓都设的登记簿上，你可以找到英军阵亡者的名单，但中国劳工的名字一个都没有列在上面。八十多年来，也许从没有一个来自东方的探访者走进这个墓地。
年7月，中国政府代表李肇星赴法国参加一战百年纪念活动，并向一战华工墓地献花。（《齐鲁晚报》）
年12月第一批来到欧洲的中国劳工从法国勒阿弗尔港下船后，便被塞进装货的闷罐车。他们穿着蓝布短袄、灯笼裤，腿上绑着绷带，头上戴着带皮耳遮的无檐圆帽——这是我在信息爆炸的法国找到的唯一一份对当时中国劳工的描述。这些面黄肌瘦的黄种人背着扁担、箩筐，推着独轮车，他们走起路来迈着碎步，绝大多数人生平没有见过飞机。可以想象在炮火、地雷和轰炸机的环境里他们的惊恐。当地居民对他们并不友善，这些“未开化”的黄种人让他们害怕。何况他们是“劣等民族”，英国人用棍棒打他们，就像打狗一样。他们的营地就在圣昂戈埃尔边上的另一个镇子布维涅，现在那块林地已成私产，除了几棵树干上留下一些动物的刻痕，让人大致可以判定劳工营的方位，其余什么都没有了。只知道他们最初被埋在营地附近的田里，年8月才迁到圣昂戈埃尔的英军墓地。没有关于他们生平的任何记载，恐怕山东或直隶老家知道他们西行的人也早已不在人世。只有这四十九块石碑算是他们存在过的唯一的证据。
我这次北方之旅，自圣昂戈埃尔后，自然地变成了一次墓地之旅，因为沿26号高速公路继续往西北方向走，一路上都有华工墓。法国西北面的北方省、加莱海峡省和索姆省是“一战”时英军的地盘，人称“西线”，华工墓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在参加“一战”的14万华工中，英军是主要雇佣者，旗下有9.6万华工，另有3.7万华工在法军旗下，年又有华工为美国军队服务。
距圣昂戈埃尔西北十多公里处的肖克镇，就有一座英军墓地。要不是事先有备而来，并且在入口处登记簿上查到，很难想象这座建在镇外一片田野上的墓地埋葬着16名中国人。我仔细看墓碑，有一个令我吃惊的发现：十六个人中，有十二人死于同一天：年5月29日。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英国人和法国人并没有按合同对待他们，让他们只做工或务农，而是让他们挖战壕、掘墓埋尸、到战场排地雷。“一战”时英军射出的炮弹，由于技术不过关，有百分之三十落地不炸，到战场清理这些炮弹，自然是中国人来干。现在已无从知道这十二人是死于地雷、炮弹的意外爆炸还是飞机的轰炸，他们已无言于世。在法国浩如烟海的“一战”回忆录中，没有人提到他们；那么多的电影、小说，没有人讲述他们的生死。他们的存在与消失，都是无足轻重的。
年中国宣布参战后，中国劳工在青岛集结。准备前往法国从事后勤工作。（《齐鲁晚报》）
再往西北走三十来公里，在朗格耐斯镇中心的公路边上，也有一片很大的英军墓，里面埋了两千八百多阵亡将士。一走进去，碧绿的草坪上，绵延的白色的墓碑一个接一个，整齐有序地排列着。英军墓有别于美军、法军、德军墓，它的墓碑不是十字架形，而是长方形带弧顶，类似于中国的墓碑。我是在法国首次看到了这种密密麻麻排着石碑，有时大得一望无尽的军人墓地。这种场面令人惊心！在这块土地上，光英军墓就有一千多座，还仅仅是“一战”和“二战”的军人墓。有时路左边是一片英军墓，路右边便有一片德军墓；这个村子有一座美军墓，下个村子就有一座德军墓。我可以想象后来的英美游客看到这样的墓地，走在这白色墓碑的海洋里，会激起一种怎样的爱国情绪？当初出于人道主义建墓的人，大概没有想到这些墓要比任何东西更能教育后人和平的可贵和脆弱。
在墓地正首右边的一个角落，我找到了六十四个中国劳工的墓。可悲的是，这些华工墓给我的却远远不是爱国主义的提醒，而是一种更深更沉痛的东西。又有十七人死于同一天：年5月18日。看来在年11月停火之前，战斗是异常激烈的。从几个墓地的情况看，中国劳工主要死于到年，年多半是被炸死，年则有被炸死，也有死于吞噬了上千万人生命的西班牙流感。我曾在一份资料里看到一则稀有的记录，那是经历过至年冬季的老人留下的：这些可怜的中国人没有御寒的冬衣，经常是赤足行走，吃得很差，挤在没有任何卫生设备的集中营里，任何与当地百姓的接触都是被禁止的。这一切与当时联军为了宣传给中国劳工拍的官方照片真有天壤之别。别人出于自己的目的做这样不实的宣传尚可理解，令人不解的是当时中国也只讲如何光荣参战，而无视这些生灵的苦难。
再向西北走不远，就是吕明根公墓。吕明根是个小村子，这座只安葬中国劳工的墓地很小，在村后的田野里用矮墙围成一块方地，75名中国人就埋骨于此。四周极静，没有一个人，连狗吠声都没有，只有开垦了一半的荒地。墓墙外面的荒草长得很高，在风中沙沙地响着。没有英军墓通常的高大十字架，只有两棵细长的树，一左一右护卫着这些客死远乡的人。
我继续沿26号高速公路，在大西洋边的加莱转上沿海南下的号省级公路。沿途有埋葬了名中国劳工的雷巴拉克英军墓，再往下走是葬了名中国劳工的圣埃蒂安奥蒙英军墓。直到傍晚来到索姆河口的诺莱特村。这里有一座全欧最大的华工墓，它与吕明根华工墓构成两座唯一单埋中国人的墓地。
在一望无际的牧场当中的这座墓地远远看去非常显眼，因为它除了围墓的矮墙，正中还有一个中式牌楼似的门。它的原址就是当时中国劳工的营地。英军在西线最大的后方基地位于距诺莱特村不远的阿布维尔城，而与诺莱特村几公里之隔的索姆河上圣瓦莱里镇，就是英军后方最大的港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里做工的华工最多。
除了这个牌楼似的石门，这个墓地与我们刚才看到的华工墓没有什么差别，绿草地，白色长方形的墓碑。里面埋葬了从年4月到年3月间死亡的名中国劳工，几乎清一色的直隶和山东人。
旧日营地已经片瓦无存，只知道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劳工营，有成排的供居住的木棚，有厨房、监狱，医院。医院，不如说是疯人院。因为那些从宁静乡村来的中国人目睹前线战斗之惨烈，又遭受飞机的轰炸，眼看着同胞惨死或负伤，精神受刺激发疯的人就被关在里面。诺莱特村现已不在人世的老居民曾回忆过：敌机轰炸营地后，中国人发出的尖叫声不绝于耳，他们拉掉封住营地的铁丝网，向外奔突。大约有九万中国人先后在这个营地住过。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他们“苦力”，我在法文里看到coolie这个名词，一查出处来自英文。没有什么比这个词更能代表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屈辱了。
当时一个苦力签的合同是做工三年，每天工作10小时，没有休息日，每天的工资是一个法郎。就算那时的货币比现在值钱，他们所付出的，也远远超过这微薄的所得。何况他们往往被当做劣等人种对待，他们的肤色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如果反抗不从，则可不经审判，格杀勿论；如果逃跑，抓住后，就被打死论处。
现在这绿草如茵的墓地，当然不会有一块石碑或一枝花木，让你去联想这些。这些都是不可告人的。它随着这段无声的历史变成了无字的、硕大的“沉默”。
一战期间，中国14万劳工赴欧洲以“以工代兵”的方式参战。（《齐鲁晚报》）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中国劳工的墓被这样完好地保存，既然中国人的命贱如草芥，为什么他们的墓被这样妥帖地维护着？冥冥中是怎样的一种力量，使他们没有像灰烬一样在这个并不给弱者多少声音的世界最后消失？我想应该感谢一个人，此人叫费边·韦尔，英国人。年，他在法国领导红十字会一个英国分支时，发现清点和记录阵亡战士墓的工作相当混乱，他便有了一个想法，一个并不复杂的想法，成立一个机构，专门从事永久纪念阵亡者的活动。他出身贵族，在英国上层有影响，这个建议很快便被接受了。年，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私人机构，因而它尽量保持非国家机器的身份，尽可能抹去意识形态色彩，而以人道面目出现。盎格鲁—撒克逊人做事一般都有这份细心和聪明，不能不让人佩服。但实际上它并非与官方没有一点牵扯，因为它的费用全部由英联邦各政府支付，其中英国政府出近百分之八十的大头。费边·韦尔当时提出了一个原则：不分种族、不分军阶、不分信仰、不分战争地纪念所有战死者。正应了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根据这个原则，你走进任何一座英军墓，所有阵亡者的待遇都是一样的。中国劳工不管生前多么受歧视，死后和英国人一样，唯一的不同是墓碑上多了几个中文字。
这些中文字是最后一批劳工在到年间，为自己同胞刻的。可惜的是，一些随着岁月损毁的墓碑，被替换后，中文便消失了。我在采访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法国分部时，特意问了这个问题。他们也意识到这个缺憾，目前已决定以照片存档的方式，在今后换墓碑时，尽量以原貌复制。
这个委员会还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尽量在阵亡点建墓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华工墓零零落落分了27处；而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管理着个墓地。
摘自边芹作品：《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升级版）》。东方出版社。
边芹作家、翻译家、电影批评。曾旅居法国多年，在《文汇报》文艺副刊《笔会》辟有专栏“左岸碎语”，任《新民周刊》专栏作者。同时长年从事电影批评，对西方电影有独特见解，曾担任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评委。
她的文笔优美醇厚，善用独特的象征和隐喻，文章有一种神秘的质感。自从其有悖于主流“普世”意识形态写作以来，在国内引起的争议不断、毁誉参半，然其一意孤行坚持写作，以一支柔韧的笔，揭示出令国人胆战心惊的真相。
作品包括《谁在导演世界》、《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等，主要译著有《直布罗陀水手》、《红与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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