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化象在历史长河里漂流的河灯，中国文化是这长河中很为灿烂的一盏。作为人类文化渊源流长的中国文化，不是囚禁在人类博物馆里的化石，而是逐渐把民族意识和当代意识结为一体的全新文化。
人类走到今天，各种文化是在斗争、排斥、拥抱、联姻、兼容的过程里发生、发展，或没落、消亡的。文化借助于经济、政治的力量在变中求生求长，变则生，不变则亡。人类属于大自然，人的力量无法从自然的发展规律中得以超脱，也无法从社会的生存规律中得以超脱，超越自然，逾越规律都是不可能的。自然界存在竞争，社会存在竞争，文化也存在竞争，中国文化就是在这种“生存竞争”中，贏得了自己的地位，并受到其他民族的尊敬。当然任何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其生存发展中，都必须破除自己的“中心主义”，不断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的营养精华，才能逐步自我完善，才能进步繁荣，才能创新。在漫长的历史生活里，西方和东方其他民族的学者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资料库里，探寻到东方的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的精神，并在平行研究、影响研究中形成了汉学——人类文化中一个具有特殊色彩的科学门类。
一、关于汉学
何为汉学?根据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实际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倾向看，我认为汉学包括两个概念——一个大概念，一个小概念。
大概念的汉学是广义的，认为中国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主要是古代文化）的总称就是汉学，凡属于这一对象的研究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汉学家。也有人把汉学称为“中国学”，有的称为“东方学”（这一概念有的西方学者独指中国文化，而更多的则常常包括了日本、韩国和印度文化在内），也有的称为“支那学”；凡此种种，似乎莫衷一是，但被大多数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普遍认同的应该说还是汉学。在对汉学的认识过程中，也有人广义地把中国人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划入汉学之中。中国本民族文化（主要是指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对中国人自己来说，我们通常称为“国学”或是“中学”（这一概念可以包含更为广泛的内容）。在研究的对象方面，国学颇似旧汉学，中学颇似新汉学。国学或中学与汉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个文化实体，但因研究者的文化血统迥异，文化背景相悖，致使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的研究思维方式、出发点、视角、方法、结论很有不同；若是把国学和汉学比作不同的学派，倒很贴切。因此，我们说，汉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是他们关于中国的学问，对中国人来说汉学又是西学，因为汉学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的范畴。
小概念的汉学认为，汉学是外国学者（当然也包括那些生于斯、长于斯或久居外国并深受其文化影响的华裔外国人）整理、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的成果之总称。西方汉学已有很长的历史。英文的SINOLOGY（汉学），法文的SINOLOGIE，这一词究竟产生在何时，大概很难考证得准确。“汉学”这个名称，确乎带有“欧洲文化本位”的色彩，甚至有人认为它曾表现出欧洲学者对那些已经“沉沦”的古老民族文化的一种轻视的态度。然而，中国文化是一条奔腾的活水，它的载体汉语，却一直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已经废弃的印度梵文和埃及象形文字不能与之相比，西方学者当初也许对之确有不恭，但时之一久，最初的性质已经淡化，甚至消融。“汉学”在约定俗成的道路上是成熟的，早已拥有名正言顺的资格，已被各国学者公认不误。汉学是外国人了解、认识中国文化的一座桥梁，是漫长的中国历史文化和外国历史文化撞击之后派生出来的一种学问。通俗地说，汉学是文化的“混血儿”。汉学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文明经过研究之后的一个概括，这个概括包涵着在他们文化背景制约下对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认识。中国有句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汉学也像外国的本体文化一样，对我们来说有借鉴作用，对西方来说有启迪作用——西方学者以汉学为媒介来了解中国，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完善自己的文明。
二、汉学的萌芽时期
（公元前后至15世纪）
根据西方国家历史文献记载，汉学大约已有两千年的历史。
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它整整经历了一千五百来年。在这个历史时期，人类基本还是处于缓慢发展阶段，科学技术还没有重大的突破，交通和信息还停在近似原始的方程制约里，人类的思想还滞留在奴隶的或封建的牢笼之内，这一切不可能使人类的物质飞跃，于是人类的精神文明也不可能得以高度的发展。
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远在公元之前。在西方的文献上，关于中国的文明，一是来自陆路，一是来自水路，其记载始于公元前后。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尔生对彩陶的研究记载，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以北地区便已与俄国南部地区及多瑙河流域有了文化来往。希腊人在公元前5世纪已经记载了天山南麓和北蒙居民的情况，还以地中海-黑海为界，最早把世界分成欧罗巴（Europe）和亚细亚（Asia）两个部分；据说希腊人克泰夏斯（KTESIAS）远在公元前四世纪最早记述过中国人。亚历山大远征，虽然有地理学家和科学家相随，并记录地理资料和民情，于世人眼界有所扩大，但对中国和东方，所知仍然寥寥。到了罗马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东西方交流上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随罗马之勃兴，希腊文化光被之诸地方，统一于罗马政权下，希腊-罗马文化扩大于西欧，结果造成东方（Orient）一概念，盖于希腊罗马世界即欧罗巴世界对立之特殊世界也。”（《汉学发达史》）此意义上的东方，始见于罗马时代著述家的笔下。现在，我们可以在《法国大百科全书》《小百科全书》及《世界历史大事表》上找到这样的记载：公元年，罗马帝国时，马克?奥尔雷作为特使到过中国。这个史料，我们可以认为是东西方最早交往的记录。
在那个时代，东西方还处于互相寻找的时期，就象现在的人类在寻找外星人一样。但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人类还无法克服山水的阻隔和路途的遥远。就世界整体而言，罗马时代是一个进步，文献里开始出现中国地理物产居民的记载。纪元前后，当时称中国人为赛里斯（Seres），称中国为赛里加（Serice），这是传自陆路关于中国的最初文化，时间较早；另一种叫法，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i，Thinai），称中国为秦（Sin，Thin），这是传自海路关于中国的文化，时间较晚。由商人输往西方的中国丝绸绢绘是当时帝王贵族倾慕的奢侈珍品，所以这SeresSerice二字便是由阿尔泰语转化的希腊罗马称谓中国绢绘的SerikonSericum二字简化而来。而西方人当时称中国为“秦”（Sin），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i），均源于始皇帝之大秦皇朝。
宗教和政治往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西突厥与波斯失和，迅速亲密东罗马，两家联盟，交换使节，中国文化遂经突厥传入欧洲。再由于旅行家、商人和使节在东西方往返作为文化媒介的缘故，或由于战争之故，中国文化西渐之路逐步开通，西方关于中国的著述也便多了起来。
中国从七世纪大唐帝国到十三世纪的宋朝末年，正值阿拉伯人势力勃兴，建立拥有西亚-北非-南欧广阔地域的阿拔斯（Abbas）帝国时期。可以说阿拉伯人在对东方的了解和研究上较之欧洲出尽了风头。诸如阿布?赛义德?哈桑的《印度中国纪程》中的“中国之部”，及在十世纪中叶曾到中国旅行的伊本?穆哈希尔的游记，对广东的街市贸易、回教情况、学校、官府行政、货币、丧葬、宗教、酒的酿造、茶之饮用等等多有记载，是西方弥足珍贵的中国文化史料。阿拉伯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还有一些，如当时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阿布?勒?费达，他的名著《诸国地志》，对中国亦有描述。这些都成为欧洲走向东方，了解研究中国的路标。
当蒙古在东方崛起，马蹄越过髙山大河、戈壁草滩冲入欧罗巴的时候，那条丝绸之路得以拓宽和伸长。年4月16日，罗马教皇英诺森德四世，于里昂会议之后，遣特使意大利人柏朗嘉宾前往蒙古；之后将途中见闻事务详尽写成报告，历数中国之文明“……崇信异端，自有文字……其国历史记其祖先之传记，国中有隐士，遁居山林之中，有砖舍，类似吾国之教堂，备祈祷之用。自有圣人甚多，深信世间仅有一天主而已。吾教圣经，其人亦敬信之，礼爱基督教徒，好施舍，以济贫乏，礼俗谦让，为人温恭，无胡须，面貌与蒙古人相同，唯不若其宽，自为言语，精于工艺，其技巧世界无比也。地极富饶，丰产五谷、酒、金、银、丝及各种养生之物。”（莫东寅著《汉学发达史》）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引见从蒙古归来的僧人，两次派遣教团出使蒙古，希望欧洲与其结盟，以对抗伊斯兰的扩张。在东西方交通犹盛之时，罗马教廷屡派僧人东来布教；以后此类出使、旅行、商人往返，都成为东西交流的媒介，于是神秘的中国文明逐渐进入西方，并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年，马可?波罗随父越过帕米尔高原，东至上都开平，朝见忽必列，习中国语，参与内外政务，在华17年，归国后在狱中口述《东方见闻录》，竟成为欧洲人真正洞察中国文明的火光，在“欧洲人心目中，创造了亚洲”。
在此前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虽然西方商人、旅行家和学者，先后在其游记、见闻录或历史地理民俗文化著述里，对中国有过详略深浅不一的记述，但毕竟还不是深入中国历史文化深部的研究，毕竟还只能算是表象的介绍。不过，应该说，这已经是人类文化交往史方面卓著的建树了，就其对汉学发展的影响而言，这些都是催生的阳光雨露，可以说就是汉学的萌芽。
三、汉学的初创时期
（公元16世纪至18世纪）
在欧洲，文艺复兴给物质生产、科学技术和精神生产带来生机，使西方社会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西方人在无法摆脱的神与宗教的罗网里，开始冲出地中海文化圈，越过大海大洋向外拓展，寻找未知数的答案和新的文化绿荫。美洲大陆的发现，东印度航路的开通，人类历史上才有了大西洋时代和印度洋、太平洋时代所构成的世界文明。从此种意义上讲，中国明朝的航海家三保太监郑和，从年起，前后28年七次通使西洋；生于意大利热那亚的哥伦布和葡萄牙人麦哲伦，先后于年和年奉西班牙国王之命，对世界进行勇敢的探索。这些航海家自然都是为人类的交流和进步做出贡献的历史伟人。
就汉学而言，这个时期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传教士的东来，逐步为汉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年耶稣会的西班牙人弗朗希斯科?夏维尔布教到澳门；意大利那波里人罗明坚和利马窦自印度先后于年和年来到中国。罗明坚是耶稣教会来华最早的传教士，懂汉语，在中国布教八年，著有《天主圣教实录》（年），是基督教义最早的汉文著作。利马窦在中国脱僧衣，着儒服，尽心于市民教化，深得国人敬重，在华著有《交友论》及《天主实义》等书。他精通天文历算，与明代大学者徐光启、李之藻合作著译《乾坤体义》、《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科学书籍，成为历史上西学东渐开先河的人物。此后，传教者东来渐多。西班牙人门多萨著《中华大帝国史》（年初刊于罗马），成为西方汉学史上关于中国的重要文献。葡萄牙人鲁德照年到南京，后在杭州、上海、西安布教，逝于广东，著有《中华帝国志》，于年在马德里出版，也是一部汉学名著。德国来华的传教士汤若望，在天文、数学、机械、火炮制造方面知识渊博，在传播科学技术方面是一位成绩卓越的西学东渐的实践者。但康熙年间，在排斥西教西学之中他险遭杀头之祸，于幽愤中于年客死北京。波兰人卜弥格是当时欧洲有成就的研究者，著有《中国宗室之开宗及中国基督教略说》、《中国植物志》，及后者附录德国考古学家契尔歇关于发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事，均使欧洲学者为之一惊。意大利人卫匡国著有《中国新图》，成为欧洲中国地理专著的权威。他还出版了研究中国宗教的文献《中国耶稣教士纪略》，并教授汉语。清朝初年来中国传教启蒙的西学史上著名的东方学人物，还有比利时的南怀仁、柏应理、鲁日满、意大利人阴铎泽等。他们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宗教、哲学、语言，撰写出版《中庸》译本、《中国政治道德学》《孔子传》《中国布教纪要》《中国祭祀举证》《中国哲人孔子》《中国历史年表》《许夫人传》等。柏应理在晚年还教授汉语，助人编述关于中国语言文化书籍，促进了欧洲对中国的研究。普鲁士人门策尔因受传教士影响而着迷于中国文化，编著《拉汉小辞典》《中国小年表》及未刊的《屮国语初步》和《中国辞汇》（藏于柏林国立图书馆）。后有英国的汉学先觉者海德、法国人多尔波罗也效仿门氏经验，在远离中国的情况下研究中国，并成就卓著。而德国的米勒，在伦敦学习汉语，回国后潜心于中国研究，出版《马可?波罗游记校本》（年出版）、《中国地理历史论考》（年出版）、《景教碑考》（年出版）、《中国杂事七讲》（年出版）、《中华帝国地名汇录》、《北京官话辞典标本》（年出版）、《汉文选释》（年出版）、《阿布答拉贝达咸中国史释注》（年出版）、《中国帝王列名》及论文集《东方论篡》（年出版），使他成为德国汉学研究的开山祖。前此提到的法国多尔普罗，是法兰西学院教授，所著百科全书式的《十七世纪东方学综览》中的“东方文库”（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部分，成为中国历史文物研究者的指南。
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传教士陆续东来，除了西学东渐之外，更为中学西渐开通了道路，为汉学的形成、发展，最终行成一门独立的科学打下了基础。
康熙初年，东西方还处于“急于西学之移植，缓于中国之研究；华人受于西人者多，西人传自华人者少”的状况，到了康熙中叶，由于罗马教廷与中国王朝之间发生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矛盾、争吵、妥协之后，才使西方对中国的研究热情勃发。法国汉学，在路易十四对中国历史文物风俗研究的鍖椾含娌荤枟鐧界櫆椋庡摢瀹舵瘮杈冨ソ鍖椾含娌荤枟鐧界櫆椋庡幓鍝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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