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杜拉斯的魅力来源于文字，倒不如说她的魅力就来自于她这个人本身，她的自恋、她的文学才华、她的传奇她的轶事无一不被人津津乐道。杜拉斯曾说，我的人生中没有故事。这实在算是她这辈子最谦虚的话了。
看了杜拉斯年轻时的照片，我想没有人会否认她的确有自恋的资本。对于这个才华横溢而又魅力四射的女人，故事总是听不完的，所以今天的延伸阅读，给大家带来《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影像记》一书的节选和对杜拉斯译者的专访，里面收录了杜拉斯从小到大的照片，透过这些影像，也许我们可以对这个迷人女作家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影像记
转自楚尘文化（ccbooks）
玛格丽特四岁。两个哥哥皮埃尔和保尔，未来书中的人物，簇拥在她两旁。他们坐在柬埔寨一座宫殿的栏杆上。
玛格丽特和大哥皮埃尔，她在《情人》中这样形容他：“他还算不上匪徒，他是家中的流氓，撬柜的窃贼，一个不拿凶器杀人的杀人犯。”
年玛格丽特在旺弗区的公寓里。这一时期，她测试自己对小伙子的诱惑力究竟有多大。
年代中期的玛格丽特，在巴黎卢森堡公园的林荫道上。
玛格丽特在两个对她一生都很重要的男人中间，左边是情人迪奥尼斯·马斯科洛，右边是丈夫罗贝尔·昂泰尔姆。三人行的照片是安娜-玛丽·昂拉于年拍摄的。
玛格丽特和她的同学们在“波尔托斯号”游轮的甲板上，年。
玛格丽特于年。她戴着母亲送她的玉镯子，玉是她的吉祥石。
中国情人
总让人给女儿做听写练习的玛丽非常关心玛格丽特的教育。她对两个游手好闲、意志薄弱的儿子没了指望。不管对她最宠爱的吸鸦片的长子，还是对自以为是印度支那最伟大的猎手的次子。她把希望寄托在玛格丽特身上，给她注册了西贡的夏瑟鲁普-洛巴（Chassloup-Laubat）中学。
就在这所男女同校的多种族学校，玛格丽特结识了海伦·拉戈奈尔（HélènLagonll），她书中的另一个人物。因为学校没有寄宿生，少女玛格丽特和另外三位女生都住在C小姐家，一个有暴露癖倾向的老女人。在点缀着花园的白人的城区，她感到自己错位了、不入流。难道她不是一个野丫头吗？
十五岁，她觉得自己身材矮小，比例失调，穿着寒酸的从卡迪那街买的“降价的便宜货”，拖着两条可笑的及臀的长辫子。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给她指出了属于她的阶层，也就是社会的底层：女教师（而且还是个寡妇）的女儿。正是这位穿着宽松睡袍一样的裙子和棉袜的母亲的来访让她感到蒙羞。玛丽·多纳迪厄可没闲钱扮俏，就像北方人所说的。对她而言，一个铜板也是一个铜板。她把这种总担心缺衣少食，这种“可恶的穷人心理”灌输给了女儿。
幸好，她生活在沙沥，玛格丽特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会见到她。接下来的故事属于文学和电影，属于《情人》的所有读者和观众。湄公河渡轮上难忘的画面，戴着平檐男帽、穿着真丝连衣裙和舞会高跟鞋的女孩，穿浅色柞丝绸西装、手上戴着钻石戒指、乘坐莫里斯·莱昂-博来的情人……这次相遇之后是堤坝一个格子间里离经叛道的爱情，肌肤的温存和罐子里的水，喧闹的中国城……情人真的存在过，他叫黄水梨（HuynhThuyLè），蓝色琉璃瓷砖栏杆的房子正对着河水。
由此，这个作家写出了很多变奏的故事是可信的，直到最后一稿，年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她的朋友，哲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提醒说：“玛格丽特是一个谎话连篇的人。”
电影《情人》中，堤岸一间单人公寓里的活色生香。
情人和他的分身
小说版《情人》和它的分身电影版《情人》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都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书卖了二百五十万册，是杜拉斯最畅销的作品，让-雅克·阿诺（Jan-JacqusAnnaud）的电影有三百五十万人次观影（在法国）。改编的事说来话长。年，杜拉斯把小说的电影版权卖给制片人克洛德·贝里（ClaudBrri）。虽然在此前的二十年里她都在声讨“烧钱”的商业电影，但她卖版权还是为了钱：一百五十万法郎的版权转让费外加百分之十的盈利。在建议克洛德·贝里拍摄她朗读《情人》的镜头之后，她接受和让-雅克·阿诺一起合写剧本（她原本更愿意跟布鲁诺·努坦或约翰·休斯顿合作）。
杜拉斯发现导演关心的是物质的、历史的细节，他走的是一条重构故事的路子。“他以为我是《走出非洲》（OutofAfrica）里面的卡伦·布里克森（KarnBlixn）。误解就在这里。他把《情人》和一本回忆录混淆了。”合作很快就中止了。这期间，杜拉医院。等她从诊所出来，她发现电影脚本已经在她不在的时候写好了。剧本署名让-雅克·阿诺和跟他合作多年的编剧搭档热拉尔·德拉什（GérardDrach）。作家得到了金钱补偿，又额外给了她一百万法郎。作家在雷恩街（Rnns）买了一套公寓，却没有给出最后的答复。年夏，杜拉斯创作了《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提前作为对电影的回应，她以这种方式又重新拥有了自己的故事。
英法越三方斥巨资（一亿二千万法郎）合拍的电影于年1月22日上映，珍·玛奇（JanMarch）和梁家辉领衔主演。没有比电影更好的广告来促销玛格丽特的两本《情人》了。
《情人》原版封面
杜拉斯和迪奥尼斯?马斯科洛于年结识。他当时是伽利玛出版社的审稿人。
玛格丽特性感的脸。坐在圣伯努瓦街的露天咖啡座上，年。
扬·安德烈亚和玛格丽特·杜拉斯，年。“您说：咱们去看看海吧。我们来到阳台上。勒阿弗尔的大油罐看得清清楚楚，油船一动不动，等待进入昂蒂弗港。孩子们在游泳……我们又回到桌边，继续写作，恐惧被暂时忘却了。酒瓶空了。您重读三页打好的文字。您说：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价值。”
诺弗勒堡，杜拉斯的写作之家。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翁弗勒尔港的海堤上。“只要有车，我就能活下去。只要我能坐着车兜风，看看塞纳河、诺曼底，我就能活下去。”
黄荭：她是一场宿命的相遇
——杜拉斯作品翻译谈杜拉斯
（文：黄佳诗（巫婆）
节选，原载于《东方卫报》）
黄荭，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巴黎第三大学-新索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国际杜拉斯学会会员。著有《杜拉斯和亚洲》（ANRT，），《经过》（黄山书社，），《闲来翻书》（上海书店出版社，），《转身，相遇》（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编《圣艾克絮佩里作品》全集，主要译作有《梦》、《外面的世界II》、《玫瑰的回忆》、《小王子》、《人类的大地》、《花事》、《然而》、《解读杜拉斯》等。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理解与误读：‘杜拉斯神话’的窥破”负责人。
在春日午后，坐很多站昏昏沉沉的地铁去见黄荭，是件让人眼前一亮的事。她穿得非常春天地走来，一条桃红色的裤子，特别惹眼。她的阁楼里，种着各色植物。四月里，那些花都将要盛开。她也随手采下几把迷迭香叶子与薄荷叶子，说是可以送来当香料，“在法语里，形容那些园艺很好的人叫‘绿手’。很巧的是，我和杜拉斯都属于很会养植物的人。”
走进她的书房，可以看到，有三层书架，满满的都是关于杜拉斯。黄荭用了近二十年翻译和研究杜拉斯，这个法国女人“霸道”地就充斥了她的生活。
“她让我的科研拿了一个大满贯”
谈话是在黄荭家的阳台上进行。黄荭一边沏着茶，一边拿出各种茶点，不时还从书房翻出几本相关的书籍，就着杜拉斯说下去，仿佛杜拉斯就是这座六楼居室的空气。
但黄荭却一直不肯承认杜拉斯是她最喜欢的法国作家，哪怕是之一。“她太自恋，太招摇，太自以为是，文字不是太温吞就是太凌厉……但这些年下来，慢慢慢慢她占据了我书房整整三排书架，以后想必还会更多。我之前做过的江苏省和教育部社科项目是关于她，拖拉着像黄梅雨天没完没了的国家社科‘青年项目’还是关于她，虽然我早已感觉自己不再年轻，眼睁睁看着时间的马蹄踏过头顶，一地的晚春残花……”
一切要归溯到年的夏天，刚毕业的黄荭被推荐翻译“杜拉斯小丛书”中的一种。那是她第一次与杜拉斯的文本有了亲密接触。她还记得那个南京的夏天非常闷热，她一直焦躁于翻译之难，因为她所翻译的《外面的世界2》是杜拉斯写给报纸杂志的文集，内容芜杂。她也是那个时候开始了解杜拉斯这个女人，了解她有着多种的写作，包括戏剧、电影和音乐。黄荭笑着说，“我研究杜拉斯的起点绝不是八卦。”
对于自己翻译的第一本杜拉斯的书，黄荭觉得谈不上喜欢，“但是经过很多年，我对她有一种宿命的相遇感，我们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是触角很多的人，都喜欢花草，爱做饭，爱和一堆朋友相聚。她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多运气，让我的科研这么多年拿了一个大满贯。我也做其他作者的研究，但从来没有松手过杜拉斯。”
杜拉斯“在”中国
哪怕中国很多人走近杜拉斯是因为电影《情人》，黄荭还是想强调，杜拉斯是多样的，“她的其它书也都是书店里的长销书，她一直是有读者的作家。她的存在感很强，会让人觉得她越来越在，哪怕她已经走了。杜拉斯曾说自己的理想是小学生也会读她的书，这样她会觉得自己死得好一些。”
黄荭说，很少有人知道，年4月4日出生在法属殖民地交趾支那嘉定市的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也是一个被贴上“先锋”、“新浪潮”、“作家电影”标签的电影导演。“杜拉斯说过：‘我在电影中再次寻找我在书中寻找的东西。’寻找什么？某个失落的记忆之城？童年？她的回答是：‘除了童年时代，一无所有。我以后经历的一切都毫无用处。’她的母亲就是她的写作文本。从母亲的故事，到她自己的故事，最后是一个写作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拉斯体是一种自传体，主题永远是我，她写下了自己的人生。”
杜拉斯于中国，是特别的案例，却又理所当然。黄荭的解释是，“似乎只需一个中国情人，或者说几乎，就可以建构一个法国作家在中国的当代传奇。但杜拉斯作品在中国的流传并非肇始于《情人》，那位戴着黑色宽边眼镜、笑起来像孩子的小妇人首先是在法国“新小说”在中国的译介这一大文化背景下被介绍来的。当时中国改革开放重新搭起中西交流的断桥，杜拉斯和一批新小说派作家的作品一起进入，最早被翻译到中国的作品是年王道乾译的《琴声如诉》。”
黄荭说，让杜拉斯在中国红极一时的也不是她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人道关怀，更不是她在法国新小说的探索上的建树，更多的是作家传奇而让人非议的生平和爱情，她女性的、敏感的、弥漫着浓厚的自传色彩的写作风格。“年《情人》获龚古尔奖大大推动了杜拉斯在中国的流行。两年内出版了6个《情人》中译本，年3个，年3个。尤其是女作家把情人的身份定格为30年代西贡富有、英俊的中国男子，无疑让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男性读者的虚荣心大大地膨胀了一下。”
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诺弗勒堡的家中弹钢琴。
杜拉斯怀着绝望，等待被无限阅读
每次参加和杜拉斯有关的活动，总有人问黄荭关于杜拉斯那个中国情人的名字。“好像作为中国的杜拉斯研究者，我必定对电影《情人》中着力晕染的那个爱情故事了若指掌。其实我从没弄清楚情人到底叫李云泰还是黄水梨。据说有人找到了他的墓。杜拉斯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叫他雷奥、诺先生、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杜拉斯湮灭在自我虚构的文本里，成为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怀着绝望，等待被无限的阅读。”
“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遇到，如果当初选择的不是《外面的世界》，不是杜拉斯。我不会结识那么多人。”黄荭回忆起自己在法国南方调研杜拉斯的记忆，是这样总结的。她见到过杜拉斯生前的好友、将她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导演，见到过为杜拉斯拍过照的摄影师，见过写杜拉斯的一些作者……他们都一点一点，又构筑起她对杜拉斯的了解。
她也约见过身在法国普罗旺斯的杜拉斯学会主席玛德莱娜·博格马诺。老夫人和她约好时间在黄荭预订的旅店大堂见，仿佛担心这位中国小姐会“像水消失在沙中”那样迷失在法国南方暖色的街巷里。她们聊起玛德莱娜写过的《杜拉斯的电影书写》，这本书已经在法国绝版了。“她说她从来没有约见过杜拉斯，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有些场合几乎是刻意不去遇见她。因为她尊重文本，并相信自己的解读。我真希望自己也有她的这份自信，在杜拉斯的文本森林和评论的泥潭里守着自己耕种的庄稼，一直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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