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就像是一群嘈杂的鱼，它们就在那里呆呆地把自己的眼睛固定着，千奇百怪地游动着，公园，城市以及“我”这个概念的本身本就是不必要的。
那些游行的人们更像是一群披上了皮肉的白骨妖魔，伸长着舌头，像追逐鲜血般地要求那些充满了眼睛的自由。
我们所自以为的仇恨，欲望与爱不是先于存在本身而存在，不是根源也不是幻象。其实一切没有所谓存在的必要，包括“我”。
_简介
《恶心》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26岁时以第一人称日记体写成的一本小说，由两页没有日期的日记和年1月19日~2月25日的日记组成。
这本小说主要写了一个孤独且有点叛逆的年轻知识分子安东纳·洛根丁因为失恋而选择出走去寻找着所谓得自由。在经历了长途旅行之后，他在海滨城市波维尔市安顿下来，他住在车站附近的旅行推销员的旅馆里，每天所接触的都是些唯利是图、冷酷无情的人。
洛根丁有时在街头闲逛，有时在酒吧间与老板娘调情甚至是做爱。而他心爱的女人安妮离开他已经整整四年了，在他的记忆中，安妮曾经追求过理想的完满时刻，但所得到的却是虚无，一切都化为乌有。
为了充实空虚的人生去研究历史，他并打算写一篇关于18世纪法国贵族德·洛勒旁的冒险史的论文。因此他天天上图书馆去读书，搜集资料。在图书馆时，洛根丁认识了一位自修者，在自修者的劝导下，他根据字母排列顺序逐一阅读各种书籍。到了晚上，洛根丁便坐在铁路员工俱乐部里，反复欣赏同一张唱片《在一些日子里》。
他的生活终于在这种丧失中失去了意义，他开始对世界感到恶心。有一天他突然感到有一种腐烂的臭味散发在空气中，在光线中，甚至在人们的态度中。他在恶心的感觉中领悟到存在，但是他对存在感觉难以忍受。
有一天，洛根丁收到了安妮的来信，这使他抱有一点希望，但是他发现安妮已经变得下流和绝望，她已经放弃以往所追求的那种完美。
没有什么可以诉说的，一切都不值一提，洛根丁决定离开波维尔市。他最后一次光顾了铁路工人俱乐部，最后一次欣赏《在一些日子里》，就在欣赏唱片的最后时刻，他隐约地感觉到了一种渺茫的希望......
_节选1
一月三十日星期二
没有什么新鲜事。
我在图书馆里从九点工作到下午一点。我已经写完了第十二章和关于罗尔邦在俄国旅居的全部过程，直到保罗一世去世。现在是一点结尾工作：直到誊清一遍之前，将不必动它了。
现在是一点半钟。我在马布里咖啡馆里，吃着三明治，一切近乎正常。此外，在那些咖啡馆里，一切总是正常的，尤其是在马布里咖啡馆里，这是由于经理——法·斯盖尔先生的缘故，他的脸上带有一副非常肯定的、令人放心的流氓神态。就要到他的午睡的时候了，他的眼睛已经发红了，但是他的行为仍然是活泼的和果断的。他在餐桌之间走动，走到正在用餐的客人身边，悄悄地谈起知心话：
“这样很好吗，先生？”
我看着他这样地活跃就微笑起来，这个时候已经是他的店里将要没客人的时间了，他的头脑也快空了。从两点到四点，咖啡馆是空无一人的，那时法斯盖尔先生就呆头呆脑地走几步，服务员们熄灭灯火，而他慢慢地陷入不省人事了：在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往往容易犯困。
店里还剩下二十来个顾客，是一些单身汉，一些小工程师，一些职员。他们在寄宿的人家里——他们管这些人家叫做他们的食堂一匆匆忙忙地吃了午饭，由于他们需要一点奢侈的享受，就来到了这里，喝上一杯饭后咖啡，玩玩掷骰子；他们弄出一点响声，这种不一贯的响声并不妨碍我。他们也一样，为了存在就必须好些人在一起。
我呢，我是孤单地一个人生活,完全孤单一个人。我不跟任何人说话，从来不；我不收受什么，也不给予什么。“自学者”不算在内。还有弗朗索瓦兹，铁路饭店的老板娘也不算在内。可是我跟她谈话吗？有时，晚饭以后，当她给我捧上一杯啤酒的时候，我问她：
“今晚你有空吗？”
她从来不说没空，而我就跟着她到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里去，那是她按钟点或按天出租的房间。我是不向她付钱的；我们搞性爱是互利的交易。她是从中得到快乐，她每天需要一个汉子，而她除我之外还有很多别的汉子，而我这样也能清除某些忧郁，我太熟知这些忧郁的原因了。但是我们仅仅交谈几句。交谈又有什么意思？各得其所就够了；并且，在她的眼里我首先是她咖啡馆的一名顾客。她一边脱衣服，一边对我说：
“告诉我，您知道这个叫‘布里科特’的开胃酒吗？因为这个星期有两个顾客要过这种酒。侍女不知道，她来通知我。那是两名旅客，他们大概在巴黎喝过这种酒。可是我不愿意在没有了解清楚之前就买进来。如果您不在乎的话，我就不脱掉袜子了。”
过去——甚至在安妮离开我以后很久——我曾经为安妮着想过。现在，我不再为任何人着想了；我甚至不肯费心去搜寻词句。思想在我头脑里流过，或快或慢地，我不使任何东西留下来，我让它们自然地逝去。很多情况下，由于缺少借以依附的词句，我的思想始终是模模糊糊的，它们绘成一些含混的但很有趣的形体，互相贪婪地吞噬着，马上我就把它们忘了。
这些年轻人使我感到惊奇：他们一边喝他们的咖啡，一边讲些清楚明白的又像是真的似的故事。如果有人问一问他们昨天干了什么，他们不会感到困惑，他们会三言两语地把情况告诉你。如果我是他们，我就会说不清楚了。真的，好久以来，再也没有人关心我的时间安排了。当一个人孤零零活着的时候，甚至就连什么叫“讲述”也不再懂了。那件很可能的事和那些朋友同时消失。那些事件也一样，人们让它们随意流逝；我看见一些人突然地出现，他们讲话，又走开，我投身到一些没头没尾的故事里边去，我可能在当中当上一名可憎的见证人。可是，作为补偿：一切可能不真实的事，一切在咖啡馆里使人不会相信的事，我却都没有错过。例如，星期六，下午四点钟左右，在车站建筑工地的用木板铺成的人行道的尽头，一位矮个的身穿天蓝色衣服的女人，一边笑着，一边挥动着手帕在倒退着跑。与此同时一个身着奶油色雨衣，黄皮鞋，戴着一顶绿色帽子的男人，吹着口哨正好转过街角。那个女人马上就要撞到他身上，女人始终倒退着走，她的头顶上有一盏悬挂在栅栏上，要到晚上才点亮的路灯。在那里，在同一时间里，有这个散发着强烈的潮湿木材气味的栅栏，有这盏路灯，还有这位倒在一个黑人怀抱里的矮小愉快的金发女郎，上面是火红的天空。如果我和四五个人在一起，我猜想我们就很可能会看见这场相撞，看见所有这些柔和的颜色，那件像鸭绒被子似的漂亮的蓝斗篷，那件浅色的雨衣，那暗红色的路灯玻璃；我们都会笑这两张孩子似的脸上出现的那种惊愕神态。
一个孤独的人产生笑的欲望是很少见的：整个这一切激起我一种十分强烈的甚至是愤世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是纯的。然后，整个这一切被拆散了，只剩下了那盏路灯，栅栏和天空；这还是相当美。一小时以后，那盏路灯被点亮了，风刮起来，天空昏暗，什么都不存在了。
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这些无害的激情，我从来没有拒绝过；恰恰相反，我欢迎它们。要感觉到它们，只须稍微孤独一点就够了，孤独到正好能够在适当的时机摆脱那个可能是真实的事情就够了。可是我当时就留在人群附近，留在孤独的表面上，在发警报的情况下我正好决定逃避到它们当中去：其实，直到那时我一直是孤独这玩意儿的一个业余爱好者。
现在，到处都有一些像放在桌子上的那杯啤酒一样的东西。当我一看到这杯啤酒时，我就很想说：暂停！我不再玩了。我很明白我已经走得太远了，我猜想人们是不能把他那一份分给孤独者共享的。这并不意味着我在睡下之前要看看我的床下面，也不意味着我害怕看到在半夜里我房间的门突然被打开。只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感到不安，因为有半个钟头了我都在避免看这杯啤酒了。我看上面，看下面，看右边，看左边，但是就是它本身我不想看见它。我也清楚地知道所有在我周围的那些单身汉们都不能向我提供任何援助，因为这太晚了，我再也不能逃到他们中间躲避起来了。他们会过来拍拍我的肩膀，会对我说：“怎么！这杯啤酒，它怎么啦？它跟别的一样。它是与一个把手斜切的，杯子上有一个小盾和一把铲子，在小盾上人们写上了德文字‘铲牌啤酒’的字样。”我知道这一切，可是我知道还有别的东西。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不再能解释我看见的东西。不能对任何人解释。啊，我慢慢地滑向水底，向恐惧滑去。
让-保罗·萨特
___萨特于年6月21日生于法国巴黎的富裕阶层家庭，住在巴黎第五区的勒高夫路（RueLeGoff）1号。父亲让-巴蒂斯特·萨特是海军工程师，在萨特1岁零3月时去世。四岁时，萨特由于角膜翳导致右眼斜视，这使得他的相貌在有的人看来有些丑陋。母亲是安妮-玛丽·萨特（婚前姓史怀哲）在丈夫去世后带着萨特前往阿尔萨斯，在做德文教师的外祖父家里生活，尽管他日后排斥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但祖父家里的知识氛围让萨特在写作和文学上受益很多。
萨特最初在蒙田公立学校上学，在祖父的要求下校长让萨特直接上8年级（最低年级是1年级预备班），但很快以基础太差而被要求从1年级开始就读。祖父则在一气之下让他退了学，请老师在家给他上课，这使得萨特接触同龄人的时间推迟了几年。10岁时萨特进入巴黎亨利四世公立学校，后来转到了拉罗舍尔公立学校，3年后，他又随外祖父重新就读亨利四世学校。
在就读了2年后家里让他转到了路易大帝学校，可能因为后者的文科预备班较好。不久萨特考上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在这期间，萨特读了笛卡尔、康德、柏拉图等人的主要著作。这对他后来有了不小的影响。巴黎高师每年有戏剧演出活动，这使萨特开始重新对戏剧喜好起来。并写了他的第一个独幕剧《我将有一个好的葬礼》。萨特在大学期间通过朋友关系认识了在巴黎大学就读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她后来被称为萨特的“终生伴侣”。当时他们都在准备中学教师资格考试。
年，萨特在一个气象台里服兵役，为期1年半。年4月，萨特去了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在高中教哲学，同时写作小说和哲学论文。
年，萨特前往柏林，进修胡塞尔的现象学。年，萨特在柏林写了《论自我的超越性》这是萨特对现象学研究后的论文。
年，萨特完成了一部关于偶然性的文学作品的第三稿。后又几经周折，在朋友的帮助下出版社终于接受了这份作品，而名字受建议改为《恶心》。
___节选二
星期五
三点钟。三点钟这总是一个不管你要做什么总感觉不早不晚的时刻。这是下午的一个古怪的时刻。今天，这叫人无法忍受。
寒冷的阳光染了窗玻璃上的灰尘。天空是苍白色的混杂着白色。今天早上水沟就冻冰了。
在暖气设备的附近，我沉重地消化着。我事先知道这天是白过了。我将做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来，除非到了天黑以后才有可能。这是由于太阳的缘故，阳光把悬挂在建筑工地上空那讨厌的白雾涂上一层模糊的金色，阳光悄悄进入我的房间里而显得十分金黄又十分苍白，它在我的桌子上展开四条暗淡而虚幻的反光。
我的烟斗涂着一层金色的漆，初看时这种金色的漆能以愉快的外表引人注目，等人们仔细看时，那层漆就消失了，在块木头上只剩下一个很大的灰白色的痕迹。一切都是这样，一切，直到我的两只手。当开始出现这样的太阳的时候，最好还是去睡觉。昨天夜里我就是深深地熟睡了。因此现在我没有睡意。
我是那么地喜爱昨天的天空，那是布满乌黑的雨云的狭窄的天空，像一副既可笑又动人的面孔压在玻璃窗上。今天的太阳不是滑稽可笑的，恰恰相反，它把一道吝啬的适度的光线洒向我所爱的一切之上，洒向建筑工地的铁锈上，洒向栅栏的腐烂的木板上，就好像一个整夜未眠的把目光投向昨夜里热情地做出的决定之上，投向一口气挥笔写成的没有涂改的几页文字之上。维克多-努瓦尔大街上的四个咖啡馆，夜间灯火辉，互相邻接着，不再仅仅是咖啡馆——而是养鱼的玻璃缸，是大轮船，是星星或是白色的大眼晴——现在都已消失了它们曖昧的雅致。
这是一个进行自躬反省的最好的日子。太阳投射到万物上的寒冷的光亮像毫无怜的判决书一样，这些光线通过我的眼睛进入我的内心，我的内心里边被一道减弱了的光线照亮了。可能只需一刻钟，我敢肯定，就能实现对我自己极端的厌恶。感激得很，我忍受不了这种情况我也不打算把我昨天写的关于罗尔邦在圣·彼得堡旅居那段文字重读一遍了。我一直坐在那里，垂着臂膀，或者我毫无勇气地写几行字，我打着呵欠，我等待着黑夜降临。当天黑的时候，所有的物件和我本人，我们都将脱离开这虚无之境。
罗尔邦参加了还是没参加对保罗一世的谋杀？这个，这是白天研究的问题——我终于写到这里，但是在没有作出判断之前，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据柴可夫的意见，罗尔邦是被巴赫连伯爵收买的。柴可夫说大部分同谋者都满足于沙皇和把他禁闭起来（亚历山大实际上似乎也是主张采取这种办法的）。可是巴赫连可能想解决掉保罗。德·罗尔邦先生可能就是被派去负责一个个地鼓动同谋者进行谋杀的，“他拜访了每个同谋者，他以一种无比的能力模拟谋杀场面会如何发生。这样他就使得在同谋者们那里产生和发展了谋杀的狂热。”
但是我不相信柴可夫。这不是一个公道的证人，这是个残忍的魔术家，一个半的人：他用魔鬼附身之法摆弄一切。我丝毫看不出德·罗尔邦先生会成为这般情节剧目的角色。他会模拟谋杀的场面吗？哪里会！他是冷淡的，通常他是不吸引人的。他不做出来让人看，他会暗示，他的方法是暗淡而无色彩的，只是用在和他的意见相同的人身上，用在肯接受理智的阴谋家、政治家身上才能成功。
“代马尔·德·罗尔邦，”德夏里埃太太写道，“在说话的时候一点也不離琢，不做手势，也一点不转变声调。他的眼睛保持半闭着，人们几乎不能通过他的睫毛无意中看到他那灰色瞳孔的外廷。近几年我才敢于承认他使我讨厌到了极点。他讲一点点话就像马布里神父在写文章一样。
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运用他的模拟天才……可是他又是怎样诱惑女人们的呢？下面还有塞居尔报导的这件奇异的故事而我认为是真的：
“一七八七年，在面粉厂附近的一个旅馆里，有一个垂死的老人，是狄徳罗的朋友，受过哲学家们的培养教育。附近的教士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曾白费力气地试过各种办法，这位老人总不愿意接受临终圣礼，他是个泛神论者。德·罗尔邦先生正好路过那里，而他自己也是什么也不相信的人，他不顾面粉厂本堂教士的反对，他说他不用两个钟头就能使病人恢复基督教的感情。本堂教士坚持与他打賭，结果还是输给了他；清晨三点钟开始进行说服，病人果然在五点钟就忏悔了七点钟就死去了。“在争辩艺术上您真精通？”教士问，“您真比我们作教士的强得多！”“我没有争牌”德·罗尔邦先生回答说，“我只是使他对他感到恐怖罢了。”
现在再研究一下，他有没有参加实际谋杀呢？那天晚上，八点钟左右，他的一位当军官的朋友一直送他到家门口。如果他又再度出门，他怎么能够不受干扰地走过圣彼得堡市区呢？半疯的保罗曾下令逮捕晚上九点以后的街上所有行人，只有接生婆和医生不在此限。难道要相信那个荒唐可笑的传说，根据这个传说罗尔邦大概会化装成一个接生婆而一直走到皇宫吗？总之，这也是很可能的。不管怎么样，在谋杀的那个夜里他是不在家里的，这一点似乎是被证实了的。亚历山大大概非常怀疑他，因为在他登上皇帝宝座之后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中，就是在出使远东的含糊借口之下使侯爵远远地离开他。
现在德·罗尔邦先生使我厌烦死了。我站起来。我在这苍白的光线之中动了动，我看到光线在我的手上和在我上衣的袖子上变幻。我不能说尽这光线多么使我厌恶，我打呵欠。我点亮了桌上的灯，也许它的光亮能够战胜日光的光亮。但不是这样：灯光只在灯脚下聚成一个可怜的小图。我熄了灯，站起身来。墙上有一个白色的洞，那是镜子，那是一个陷阱。我知道我将落入陷阱里，我果然落下去了，镜子里出现了一个灰色的东西。我走进镜子，注视着它，我再也不能走开了。
这是我的脸的映象。经常地，在这些一事无成的日子里，我就凝视这幅面孔。我对这面孔一点也不了解，别人的面孔都有一定的意义，我的却没有。我甚至不能决定它到底是美还是丑。我想它是丑的，因为人们对我这样说过，但是这并不使我感到震惊。实际上，我甚至感到不快，人们怎么能赋予它这类的品质，就像人们把一块泥土或一大块岩石称为美的或丑的一样。
还是有一件使人看到高兴的东西，这东西在柔软的双颊上面，在前额上面，这就是装饰着我脑壳的美丽的红色火焰，这就是我的头发。这，这就是使人爱看的东西。至少它的颜色是鲜明的。我很满意我的红头发。在那里，在镜子里，引人注目的就是它，它在发着光辉。我还算有运气，如果我的额头上有一缕很难决定是栗色还是金黄色的晦暗无光的头发的话，我的容貌就会消失在模糊之中，它就将会使我晕眩了。
我的视线慢慢地往下移，不耐烦地落到额头上，落到面颊上，视线没有遇上什么坚实的东西，它搁浅在沙滩上了。很明显，那里有一个鼻子，有眼睛和一张嘴，可是这一切都没有意义，甚至也没有人类的表情。可是安妮和韦里纳却认为我有活人的样子；很可能我过分习惯了我的面容。我伯母毕茹瓦在我小时候常对我说：“如果你对着镜子看得过久了，你将会在那里看见一只猴子。”我大慨看得还要更久些，因为我看到的已远远在猴子之下了，达到了植物界的边绿，和腔肠动物在一个水平上。这是活着的，我不否认。
可是安妮想到的不是这种生命：我看见一些轻轻的动的东西，我看见一块平淡无味的肉在开放，在乱糟糟地跳动着。尤其是那双眼睛，在这么近看来，是令人可怕的。那是玻璃似的、柔软的、盲目的，有红边的眼睛，简直像鱼的鳞片一样。
我全身压在瓷质的窗台上，我把脸凑近京子，直到碰上镜面。眼睛、脖子和嘴都消失了，一切人类的东西都不存在了。那得了热病而肿胀的嘴唇两旁的一些褐色的皱纹，一些裂缝，一些鼹鼠窝似的洞，都不存在了。一层细丝般的白绒沿着脸颊的高大斜坡铺下来，两根毛从鼻孔里伸出来：这是一幅立体的地形图。不过，尽管如此，这个月球世界对我来说还是熟悉的。我不能说我认得出它的全部细节。但是这个整体给了我已经看过的印象，他使我麻木：我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___年，德国入侵波兰，法国和英国发布命令总动员，萨特在波尔伏的陪同下到指定地点集合。萨特先在南锡受训，然后调派到布鲁马斯，成了气象兵。他的工作是把观测到的风向通知炮兵连，其他时间则用来阅读和写作。
年6月21日，萨特随部队转移到阿尔萨斯，在法德边境时被德军俘虏，那天是萨特35岁的生日。在萨特被俘几个小时后，法德之间的停战协议开始生效，这种偶然性和荒诞戏剧般的在萨特身上重演。萨特开始被关在斯特拉斯堡和南锡之间的巴卡拉。8月中旬时，他们遣送至德国特里尔的一个战俘营。在战俘营期间，萨特读了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并撰写、组织了话剧《巴理奥纳》。最终他以眼睛有疾病根本不可能打仗为理由，使德军军官相信他不是士兵而并逃出战俘营。萨特回到巴黎后创办了一个抵抗组织，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起初萨特想和其他抵抗组织联合起来，但却被当作是“法奸”而拒绝。年萨特解散了这个组织，但在两年后萨特又获得了信任，重新加入了抵抗组织，为《法国信使报》和《法兰西文学》做工作。
年萨特完成并出版了他的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仍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萨特希望把自己多年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写进这本哲学专著中。写作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完成的，因为煤炭短缺和电力供应不足，萨特就到住所附近的一个叫弗洛的咖啡馆，用乙炔照明来写作。书问世后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职业哲学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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