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一本《西夏史》，作者是长期浸淫于西夏文化的唐荣尧先生。他以记者的调查、学者的研究和诗人的文笔，描绘了一个鲜活的西夏，使你觉得早已消亡的西夏，离你并不遥远。使你由衷地生出一种敬佩，以为只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在中华文明的长河里，却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比如那几乎无人认识的西夏文字。
提起西夏文，先来看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小说极精彩，不过意外的是却有一个史实错误。第四十回有这么一段：“风波恶扳开那老丐手指，取过黄纸，见纸上用朱笔写着弯弯曲曲的许多外国文字，文末还盖着一个大章。公冶乾颇识诸国文字，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说道：‘果然是西夏国王招驸马的榜文。’”
见过西夏文的人都知道，西夏文可不是弯弯曲曲，而是像汉字一样方方正正。金庸为什么会出错呢？也许在他的脑海里，想当然地以为，少数民族的文字，都是像小蝌蚪一样。不料，西夏文却是个例外。
让金庸中招的例外，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建立西夏国的李元昊。
李元昊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分子，自公元年嗣位后，即开始纠正其父李德明的一系列亲汉政策，表露出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比如改“李”姓为“嵬名”，命令国人“皆秃发”，年成立西夏国时，又特意取名“大白高国”，以示与中原政府分庭抗礼。
西夏王朝以党项羌族为主体民族，千百年来，因为没有文字，其历史文化均是口口相传。可用什么文字作为大白高国的文字呢？李元昊很头疼。大臣们争论也很激烈，汉文、吐蕃文、回鹘文、契丹文？这时李元昊最为欣赏的文臣、著名学者野利仁荣说话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呢？犹如黑夜里点燃的火烛，照亮了西夏王朝的立足之路。“文字不仅是行政与宗教的基础，而且还是民族认同感的基础，是西夏文明的最优表达。”唐荣尧说。
创造西夏文字的工作就交给了野利仁荣。
挑选与采纳何种字母模型，是最为首要又艰巨的任务。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曼在《成吉思汗：生死与复活》一书中写下了野利仁荣的思路：“他可能曾尝试过相对简单的藏文，因为唐兀惕语是与之相关的语言，而且藏文也是一种字母文字。那时他可能也会像蒙古人一样最后确定几十个字母。但最终他却转向了这一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汉语。”——金庸差一点就对了。
不过，李元昊曾给野利仁荣一个指示：通过设计完全独创的字符，来确保唐兀惕语的非汉语性。于是，野利仁荣最后采用会意合成法，创造了六千个唐兀惕语字符，它看上去很像汉字，但与汉语又截然不同，约翰·曼说：“唐兀惕语与汉语的关系就像英语和匈牙利语一样遥远。”
为了推广新文字，大白高国在政府机构中设立了“蕃字院”，由野利仁荣主持，他们做了什么工作呢？将《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文典籍翻译成西夏文，通过翻译汉文典籍学习汉族文化和治国方针，这为西夏后来颁行的“以儒治国”打下了基础。这大概是李元昊绝想不到的结果。
令人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西夏文字有很多取自汉字的字符，比如取水字和土字的各一部分，组成了“泥”；把地字和动字的一部分合成“震”字。说实话，在不长的时间内，创制出一种独立文字，也堪称奇迹和智慧，但其过于复杂的形体，却减弱了西夏文字的使用功效，对西夏与其他民族和政权之间的交流，产生了阻碍。为了消除阻碍，西夏又编了字典，现存中最为重要的一部是《蕃汉合时掌中珠》，这是西夏人骨勒茂才在公元年编写的一部夏汉、汉夏对译的词典，相当于今人说的双语词典。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掌中珠了，因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双语词典——西夏人为了让外人了解自己，其用心让人无法不钦佩。
公元年，成吉思汗病死，西夏亡国。但西夏文字却没有随即消亡。国学大师陈寅恪在为王静如的《西夏研究》作序时称，他曾在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看到馆藏的明朝万历年间（公元—年）藏文《甘珠尔经》上有西夏文字。这与西夏国仅年的寿命相比，长了3倍！但这竟还不是西夏文最终的使命。似乎是命中注定，这个从汉字中孕育出来的文字，必定要与汉文化有关。
众所周知，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但这在国际上却有争议，至多被认为“可能是”，更有甚者，还有人提出印刷之父是德国人古腾贝格。为何？因为人家认为，北宋时期的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这仅仅是一种文字（献）记载，缺乏文字实物的证明。争议的结束，只能等待古代活字印刷品出现的那一日。
“年11月末的一天，宁静中带有寒意的贺兰山腹地突然传出一声巨响，一座古塔被不法分子炸毁了。”在《西夏史》中，见证历史的一刻，以这样生动的方式出场。这座拜寺沟方塔，始建于年，塔中尽是佛教经典，其中有一本藏传佛教密宗经典《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它不仅是西夏文佛经中的海内外孤本，而且是藏密经典中的最早刻本，更重要的是，佛经上的字样是颠倒的，专家们很快认定，这就是木活字印刷物。年11月，文化部科技司专家确认，贺兰山下发现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当时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实物。
历史终于开口说话。而且从那以后，在原西夏境内，西夏活字印刷品，陆续被发现、确认：著名的有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出土的多面的《维摩诘所说经》，甘肃武威市新华乡亥母洞遗址出土的《维摩诘所说经》，这些西夏中期的泥活字印刷品和《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成为了中国最早采用活字印刷的实物证明，它们不仅比德国古腾贝格早了三、四百年，而且比传统史学界一致认为木活字印刷是元代的王祯于年发明的提前了近年。
“也许我们可以大胆地想象一下”，唐荣尧说，“当西夏从中原内地引进活字印刷技术后，它又向西传到敦煌，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字母活字印刷实物——回鹘文印刷品，然后再向西，传至西域乃至西方。”这是一个合理的想像，也是一个令人刹那顿悟的提示：它昭示你西夏文宿命般的使命——正因为有了独特的西夏文字的诞生，才有了它在其后的一切。西夏文明仅以此一项，已使它成为中华文明的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而这还仅仅只是它冰山的一角。打开《西夏史》，让我们看见更多的西夏吧。
（作者为《中华遗产》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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