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妇女们要么在农舍里坐着矮凳用小型木质纺车纺纱，要么坐在小屋前用纺纱杆和纺纱钵纺纱;然而在年，一切都改变了，数以百万计的机械锭子—由蒸汽机驱动，由受薪工人(其中许多是孩子)操作—每天运转14个小时，产出数百万磅纱线。棉花不再由家庭种植并被纺成纱线织成布料，而是由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在美洲种植园里种植，供应数千英里之外的需求极大的工厂，而这些工厂又距离布料的最终消费者数千英里;在世界各大洋装载着美国南方棉花或英国棉纺织品的蒸汽船，取代了穿越撒哈拉沙漠驮运西非棉纺织品的骆驼商队。
到年，大多数原棉以及大量棉线和布料再次出产于亚洲、中国、苏联和印度。在英国、欧洲其他地区以及新英格兰，只有极少数的棉花工厂保留了下来。此前的棉花产业中心——曼彻斯特、米卢斯、巴门和洛厄尔等—到处都是废弃的工厂，并为失业工人所困扰。事实上，在年，曾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棉花贸易协会之一的利物浦棉花协会拍卖了办公家具。棉花帝国，至少由欧洲占主导地位的部分，己经崩溃了。
运用全球尺度的分析框架，我们将会了解，在如此短的时期内，欧洲那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和有权势的政治家是如何通过将帝国扩张和奴隶劳动与新型机器和受薪工人结合起来，重塑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的。他们所创造的特别的贸易、生产和消费的组织形式颠覆了千年以来世界上原有的各个分散的棉花世界。他们给棉花产业注入活力，投入改变世界的能量，并随后以其为杠杆改变了世界。
在这一过程中，数以百万计的人终生操劳，在慢慢扩张到世界各地的大片棉花田里耕作，从顽强的棉花作物上摘下数以亿计的棉铃，把棉包从车上搬到船上，再从船上搬到火车上，还通常在很小的时候就在从新英格兰到中国的“撒旦工厂”中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各国为了攫取肥沃的上地而发动战争，种植园主将不计其数的人置于枷锁之下，雇主缩短了他们的工人的童年，引入新机械导致古代产业中心的人口减少，而工人，不论奴隶还是自由人，都为了自由和维持生计的工资而斗争。那些凭借一小块上地维持生计、在粮食作物旁种植棉花的男男女女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生活方式的终结。他们抛下农具，前往工厂。在世界其他地方，许多自己织布并穿着自己生产的衣服的人，发现他们的商品被无休无止的机器产品淹没。他们离开了纺车，进入田野里，陷入了无体止的压力和无尽的债务陷阱中去。棉花帝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奴隶和种植园主、商人和政治家、农民和商人、工人与工厂主不断进行全球斗争的场所。在这一点，还有其他很多方面，棉花帝国开创了现代世界。
从公元年至年，在大约年的时间里，棉花产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
年时，任何一位理性的观察家都会认为世界棉花生产将仍以印度或中国为中心。而且事实上，直到年，这些国家生产的原棉和棉纺织品数量远大于欧洲和北美。但是随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欧洲的资本家和国家以惊人的迷度占据了棉花产业的中心。他们利用他们的新地位启动了工业革命。中国和印度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则越来越屈从于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棉花帝国。随后这些欧洲人以充满活力的棉花产业为平台，创造出一系列其他产业;事实上，棉花产业成为更广泛的工业革命的跳板。
欧洲爆炸式的经济发展是因为欧洲更加理性的宗教信仰、欧洲人的启蒙传统、欧洲人居住的气候环境及大陆地理情况，或者是因为优秀的机构或制度，如英格兰银行或法治。这些属性的确重要且通常不易改变，然而却不足以解释棉花帝国的历史，也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结构的持续变动。而且这些解释通常也是错误的。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并不像人们通常描绘的那样，是一个自由、精干、有着可靠且不偏不私的机构的国家。相反，英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拥有巨大的军费开支，几乎持续处于战争状态，有着强大且持干涉主义的官僚体制，税负高，政府债台高筑，实施保护主义关税，而且也并不民主。
世界如此彻底而迅速地重建，只是因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贸易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出现才成为可能。奴隶制、对原住民的剥削、帝国扩张、武装贸易、众多企业家对人民和土地主权的主张，是它的核心。我把这个系统称为“战争资本主义”。
我们通常认为资本主义——至少就我们今天所认知的全球化的、大规模生产的资本主义——是年左右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的。但是16世纪开始发展的战争资本主义在机器和工厂出现很久之前就己经存在。战争资本主义繁荣于战场而非工厂;战争资本主义不是机械化的，而是土地和劳动力密集型的，基于对非洲和美洲的上地和劳动力的暴力掠夺。通过这些暴力掠夺，欧洲人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新知识，这些反过来又加强了欧洲的机构和国家—这一切都是欧洲19世纪及之后非凡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提到资本主义，我们会想到受薪工人，然而资本主义的前期阶段并不基于自由劳动，而是基于奴隶制;我们会把工业资本主义与合同和市场联系在一起，但早期资本主义常常并非如此，而是依靠暴力和强制劳动;当代资本主义赋予产权以特殊地位，但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大规模攫取和有保障的所有权一样常见;近代资本主义建立在法治和得到国家支持的强大机构基础之上，但是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尽管最终需要获得国家力量的支撑来建立世界范围的帝国，却往往是建立在私人个体不受限的行为基础上的——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以及边疆地区资本家对当地原住民的统治。这种高度侵略性、外向型的资本主义积累的效果是，欧洲人能够支配这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棉花世界，并将它们整合到一个以曼彻斯特为中心的单一帝国之中，随后创造了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全球经济。
正是在战争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演化出了更为人熟知的工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是由强有力的国家塑造的，而国家拥有强大的行政、军事、司法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起初，工业资本主义仍然与奴隶制和土地掠夺紧密相连，但是随着它的制度——从受薪工人到财产权——得到加强，这些制度使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劳动力、原材料、市场和资本能够以不同的新形式进行整合。这些新的整合模式驱动着资本主义革命进入到世界上更多的角落。
糖和烟草没有在欧洲社会形成大规模的工业无产阶级，棉花做到了;烟草没有导致庞大的新型制造业企业的崛起，棉花做到了;靛蓝的种植和制作过程没有为欧洲制造商创造巨大的新市场，棉花做到了;美洲的水稻耕作没有引起奴隶制和雇佣制的爆炸性增长，棉花做到了。因此，棉花产业跨越了全球，不同于其他任何行业。由于棉花产业以这些新方式将各大洲织在一起，它为理解现代世界、现代世界典型的极大的不平等及全球化漫长的历史和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等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我们难以看到棉花产业重要性的一个原因是，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它常常为那些煤矿、铁路和巨大的钢铁工厂的形象——工业资本主义更有形、更巨大的证明——所遮蔽。我们常常紧盯着城市而忽视农村，紧盯着欧洲和北美现代工业奇迹，而忽略工业与世界各地原材料生产者和市场的联系。我们往往倾向于把奴隶制、攫夺剥削、殖民主义等事实从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抹去，渴望塑造出一个更高贵、更纯洁的资本主义史。我们倾向于将工业资本主义描述为以男性为主导，然而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劳动缔造了棉花帝国。资本主义在很多方面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是大部分当代生活的基础;我们不仅仅在经济上，同样也在情感上和意识形态上投身于资本主义制度。一些令人不舒服的事实更容易被忽视。
本书认为，资本主义自起初就是跨越全球的，而世界经济的流动空间格局是过去三百年的共同特征。本书还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大部分历史中，全球化的过程与民族国家的需要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相互冲突，而是彼此加强。如果这个所谓的新的全球化时代是对过去的革命性背离，那么这个背离并不是关于全球性联系程度的，而是在于资本家第一次能够从那些特定的民族国家解放出来，而过去正是这些民族国家使他们能够崛起。
通过侧重棉花这一特别的商品，并追踪其种植、运输、融资、产品制造、销售和消费的过程的历史轨迹，我们能发现不同的人与不同的地方之间的联系，而如果我们从事的是更加传统的局限于国家边界的研究，这些联系将仍然处在边缘地位。
据我们目前所知，大约年前，在印度次大陆，人们第一次发现可以用棉花纤维纺线。儿乎就在同时代，生活在今天秘鲁海岸一带的人们，在完全不知道南亚发展的情况下，也做出了相同的尝试。儿千年以后，东非的各个社会中也有了棉花的纺纱和织布技术。在这些地方，棉花迅速成为纺线的主要纤维，对于大部分用途而言，棉花的属性明显优于亚麻、苎麻和其他纤维。在种植棉花的最初儿千年里，棉纺织品的生产很少扩大到棉花自然生长地带之外，但所有见过棉花的人一致认同，棉花是上好的布料生产原料:柔软、耐用、轻盈、易于染色且便于清洗。
生物学家认为棉花在地球上己经生长了一千万到两千万年，在演化过程中产生了四个在基因上不同的棉花品种:中美洲的陆地棉、南美洲的海岛棉、非洲的草棉和亚洲的树棉。相应地，这四类又衍生出成百上千的变种，其中只有少数主导了商业棉花生产。今天，超过90%的世界棉花作物是陆地棉的一个品种，即美国陆地棉。
他们改良棉花使其适合某些生态环境，将其移栽到远方，扩展其适应范围，增加其多样性。与自然界其他许多物种一样，人类的培育加迷并改造了棉花的生物史——这一能力在19世纪大大加速，对棉花帝国至关重要。
己知最早纺织棉花的人类群体是生活在印度河谷的农民。年，考古学家在今天巴基斯坦的摩亨朱达罗地区发现了棉纺织品的残片。这些残片的形成年代大致在公元前年至前年之间。在附近的梅赫尔格尔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前年前的棉花种子。文献资料进一步指出，在印度次大陆，棉花产业在古代即己存在。创作于公元前年到前年之间的吠陀经文也提及了棉花纺织。外国旅行者最早关于南亚的报告也提到了棉花，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前一前)熟知印度这些优质的棉纺织物。他在公元前年评论道，在印度次大陆“有一种野生树木，果实里长出一种毛，比羊毛还要美丽，质地更好。当地人的衣服便是由这种毛织成的”。
很有可能，最古老的棉产品制造中心位于今天的秘鲁一带。在那里，考古学家己经挖掘出约公元前年的棉织渔网以及公元前年至前年之间的纺织品残片。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攻打印加帝国时，他惊叹于自己看到的棉纺织品的数量和质量。
棉花产业的传播活动的中心是印度。
尽管中国最终会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棉花和棉纺织品生产国之一，而且今天仍然是棉花产业的中心，但棉花并不是中国的本地作物。事实上，汉字中的“棉”一词是从梵语和其他印度语言中借来的。公元前年左右，中国人己经知道了棉花，但在以后的年里，棉花并没有传播到最初引进棉花的西南边疆以外的地方。
在元朝(-）时，棉花在中国农村广为普及。在那些年里，棉花事实上取代了苎麻。苎麻曾和丝绸一样，传统上是中国人制衣的纤维原料。到年，中国的臣民可以用棉花抵税，使得政府可以给士兵和官员提供衣物。我们将会看到，棉花作物与赋税之间的关联，是政治当局对棉花产业产生兴趣的诸多例证之一。在开疆辟上的明朝（-），棉花生产扩散到了中国的新征服的上地上。到明朝末年，估计中国每年生产大约0万包棉布。劳动力的地理分工己经出现了:北方农民运输原棉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的农民用这些北方运来的以及他们自己种植的原棉生产棉纺织品，其中一些纺织品还会被卖回北方。这类跨区域的贸易非常繁荣，棉布生意甚至达到帝国商业额的四分之一。到17世纪，中国的男女老幼儿乎都穿着棉布衣服。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当中国人口在18世纪增加一倍达到4亿人口时，中国的棉花产业也仅次于印度排世界第二。年，中国的棉花产量约15亿磅，大致相当于美国内战前10年美国棉花产量的总和。
技术发明的中心是亚洲:去除棉籽的辊式轧花机、清理和理顺轧过的棉的弓、纺车及各种新型织布机，包括垂直型整经机，都源自亚洲。11世纪发明的纺车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创新，因为它使农民纺纱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在同一地区，织工还发明了一种新式的脚踏式织布机。虽然它的确切起源还不确定，但它是在公元前年到公元年间传入印度，在公元3世纪时传入中国的，在中国最初用于丝织品的织造。
正如圣雄甘地所说，当印度给欧洲供应棉花时，欧洲人自己“还沉浸在野蛮、无知和粗野之中”。
欧洲最早的非伊斯兰的棉花产业中心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在诸如米兰、阿雷佐、博洛尼亚、威尼斯、维罗纳等城市中。棉花产业从12世纪末开始迅猛成长，在这些城市的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以米兰为例，年纺织业雇用了整整名工人生产粗斜纹布，这种织物既用棉也用麻。意大利北部人成为欧洲主要的棉花生产者，而且占据这个地位达3个世纪之久。
棉产品制造业之所以在意大利北部繁荣起来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些城市有历史悠久而且依旧繁荣兴盛的羊毛生产史，因此拥有技术高超的工匠和资金充裕的商人，也有从事远距离贸易的专门知识。一旦企业家决定从事棉花生产，他们就能利用这些资源。他们把原棉预付给周围农村的妇女，让她们纺纱，然后与城市里组织成行会的工匠签订合同，让他们织造棉布;接着他们给货物打上自己的标记，使其标准化，并利用其长途贸易网络将商品出口到地中海地区、中东地区、德意志地区、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等海外市场。
其次，意大利北部能容易地获得原棉。实际上，意大利北部棉花产业从一开始就完全依赖安纳托利亚西部和今天叙利亚等地的东地中海地区的棉花。早在11世纪，棉纱和棉布就己经进口到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港口中，使得人们开始了解棉花。原棉进口在十字军东征之后开始，有记载最早的这种贸易发生在年。
随着航运技术的进步，大宗商品运输更为廉价，威尼斯成为欧洲第一个棉花集散中心，可谓12世纪的利物浦。
意大利北部的棉花产业发展主要取决于它能从伊斯兰世界获得原棉和制造技术。然而这些联系和依赖也正是意大利最主要的弱点:纺织业仍然远离原料产地，而且缺乏对棉花种植的控制。意大利北部的棉花产业最终受到了严重打击，既受到伊斯兰棉花产业加强的影响，也受到其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网络边缘化的影响。
甚至在这些重要的网络中断之前，意大利棉花产业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来自阿尔卑斯以北的德意志南部城市中的机敏竟争者的崛起。他们与意大利同行一样，也从黎凡特进口棉花。然而，意大利棉花产业要面对高税负、高工资、有组织的城市织工和行会的限制，而德意志制造商却享受着农村地区更容易驾驭的优势，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更廉价的劳动力。到15世纪初，德意志制造商利用这种成本差异，不但占据了许多意大利出口市场，包括欧洲东部和北部、西班牙、波罗的海地区、尼德兰和英格兰，甚至还侵入意大利本上市场。
事实上，大多数纺织是在农村完成的，而不是在城市;商人给纺纱工和织工提供钱、原料甚至工具—这是另一种类似印度农村那样的外包制网络。这类生产组织方式远比城市生产方式灵活，因为没有行会的约束，而且农村织工仍旧拥有自己的上地，种植自己的粮食。
精明的观察家肯定注意到，欧洲第一批棉纺织品生产者，无论意大利北部人还是德意志南部人，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征服供应他们棉花原材料的人。这是一个不会被忘记的教训。随着16世纪接近尾声，一个全新的棉花产业崛起，其重点将是大西洋，而不是地中海。欧洲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国家权力的介入才能保证在这些新贸易区中获得成功。
欧洲人在棉花世界中变得重要不是因为新发明或先进技术，而是因为他们具有重塑和主导全球棉花网络的能力。
欧洲的资本家和统治者通过多种手段改变了全球网络。武力贸易的力量使欧洲能够建立起一个复杂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海洋贸易网络;财政一军事国家的缔造使得力量得以投射到世界上遥远的角落;金融工具的创新——从海运保险到海运提单，一一使得远距离输送资本和货物成为可能;法律制度的发展给予遥远地区的投资以某种安全保障;与远方的资本家和统治者联盟，可以接触到当地的纺织工人和棉花种植者;攫夺上地和贩卖非洲奴隶创造了繁荣的种植园。当时人们所不知道的是，这些变化是通向工业革命的第一步。
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美洲登陆，这是重塑全球联系的第一个重大事件。这一旅程引发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上地掠夺。年，埃尔南·科尔特斯攻击了阿兹特克帝国，为西班牙人在美洲广阔的上地上建立起领上主张，并扩展到南美和更远的北方。到16世纪中叶，葡萄牙跟随他们的脚步，攫取了今天的巴西。年，法国到达美洲并夺取了魁北克，攫取了今天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部分上地(这些上地在法国统治下成为路易斯安那)，他们还占领了加勒比群岛中的若干岛屿，包括年获得的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面三分之一大小地区，成为法属圣多明各。年，英国在美洲成功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即后来成为弗吉尼亚殖民地一部分的詹姆斯敦，随后又在北美和加勒比地区建立了更多的殖民地。最终，我们将会看到，殖民者在美洲地区获得了大量上地，使得棉花的大规模单一种植成为可能。
棉花历史上的第二个重大事件发生在5年后的年。瓦斯科·达·伽马成功地驶入卡利卡特港，开拓了从欧洲绕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海上航线。现在，欧洲人第一次直接接触到了印度织工—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者——的产品，而不再依赖大量的中间商;此前，这些中间商先用船只将印度布匹运过印度洋，再乘骆驼穿越阿拉伯半岛，最后用船将印度布匹卖到欧洲的各大港口。
这些欧洲公司的共同点是，它们从印度购买棉纺织品，在东南亚交换香料，同时也把纺织品带回欧洲，在那里，棉花可以在国内消费，也可以运往非洲购买奴隶送到新世界刚刚开始扎根的种植园中去工作。有史以来第一次，棉纺织品涉及一个跨越三大洲的贸易系统;哥伦布和达·伽马的意义重大的旅行的结果是互相补充的。
至早在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估计就己经进口了约5万件棉纺织品到英国去。40年后，这个数字涨了五倍。事实上，棉纺织品成了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贸易货物;到年，棉纺织品占公司全部出口货物的75%。根据不喜欢进口商品的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说法，棉纺织品“悄悄潜入我们的家里，我们的衣橱和寝室中，化为我们的窗帘、坐垫、椅子，最终连床铺本身都是纯色棉布或某种印度货”。
欧洲武装商人介入亚洲贸易，逐渐将那些古老的传统贸易网络边缘化，用武力将那些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从许多跨大陆贸易的市场中排挤出去。年，一位英国观察家仍然记录到中东商人“转运的纯色棉布是英国和荷兰人的五倍”，但是，随着更大、更快和更可靠船只的运用，特别是更具破坏力的火药武器的使用，“印度一黎凡特作为世界交易主要通道的古老模式发生了彻底的结构性转变”，一位历史学家总结道:“奥斯曼上耳其帝国……是最大的失败者。”与东非进行贸易的古吉拉特商人也开始面临欧洲人的竟争。随着欧洲商人在印度变得越来越常见，他们也在东非市场站稳了脚跟。因此，欧洲人在印度洋两岸的主导地位逐渐形成。随着18世纪苏拉特的衰落和英国人统治下的孟买的崛起，印度西部的商人更加依赖英国人的力量。
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荷兰等列强在美洲强占了大量的上地，同时，他们还劫掠了这片大陆上可搬走的财富:黄金和白银。事实上，他
们最初就是靠着这些偷来的贵金属在印度购买棉纺织品的。
然而，美洲的欧洲殖民者没有掠夺到足够的金银，于是他们发明了一条新的致富路径:开辟种植园种植热带和亚热带作物，特别是甘蔗，不过也有水稻、烟草和靛蓝。这些种植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了保证有充足的劳动力，欧洲人运输非洲人到美洲去，起初是数以千计，后来数以百万计。欧洲商人沿着非洲西海岸建立了一系列驻防贸易站，例如今天塞内加尔的戈雷、加纳的埃尔米纳、贝宁的维达。欧洲商人付钱给非洲统治者去捕获劳动力，以印度织工的产品去交换。年后的三个世纪里，超过万奴隶从非洲被贩运到美洲。起初，大部分是由西班牙和葡萄牙贸易商贩卖的，17世纪后，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其他的贸易商也加入其中。仅仅在18世纪，他们就从非洲贩运了超过万人，这些人大多来自非洲大陆的中西部的贝宁湾、黄金海岸和比夫拉湾。加勒比群岛和南北美洲海岸儿乎每天都有贩运过来的奴隶抵达。
欧洲人的贸易网络扩张到亚洲、非洲和美洲，主要靠的并不是价廉物美的商品，而是靠武力屈服竟争者，以及欧洲商人在世界很多区域的强制性存在。根据特定区域的社会权力平衡方式相对不同，这一主题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变奏。在亚洲和非洲，欧洲人建立了一系列沿海飞地，主导了跨洋贸易，但初期欧洲人没有卷入种植和生产过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美洲，当地的原住民被剥夺财产、驱逐或杀害。欧洲人通过从事大规模种植园农业，改造了世界的面貌。当欧洲人涉足生产领域后，他们将其经济命运与奴隶制捆绑在一起。帝国扩展、掠夺上著和奴隶制这三个步骤，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主义的最终出现中，处于核心位置。
这些要素往往还伴随着这个新世界的另一个特征:国家支持商人和定居者的冒险活动，但对遥远上地上的地区和人民只有微弱的主权。相反，私人资本家常常以特许公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形式组织起来，对上地和人民主张主权，并且与当地的统治者建立联系。全副武装四处劫掠的资本家成为欧洲人主宰的新世界的标志，他们的坚船利炮、士兵商人、武装私人民兵以及殖民者到处掠夺上地和劳动力，赶走竟争者。私有化武力是他们的核心能力之一。虽然欧洲国家设想、鼓励并促使建立一系列地域广大的殖民帝国，但国家自身的实力尚弱且势单力薄，这就给予私人以空间和余地来创造新的贸易和生产模式。这一时期的特征是财产权不受保障，只有一波一波的劳力和上地的掠夺浪潮，这恰恰见证了资本主义非自由的起源。
这一新体系的核心就是奴隶制。欧洲人将数百万非洲人贩卖到美洲，这使得他们迫切地需要获得更多的棉纺织品，从而加强了欧洲与印度的联系。这一贸易还使得欧洲商人在非洲更积极地扩张。这一贸易也使得在美洲获得的大片领上具有经济价值成为可能，从而使欧洲克服了自己的资源局限。尽管这一多面的系统表现出多样性，并随时间推移而
变化，但是它与此前的世界如此不同，也与19世纪出现的世界不同，因此，这一体系应当有它自己的名字:“战争资本主义”。
战争资本主义依靠富裕且强大的欧洲人，将世界分为“内”和“外”两个区域。“内”包括母国的法律、体制和习俗，有着国家维持的秩序;与之相反，“外”则受到帝国支配，丧失大量上地，其原住民遭到屠戮，资源遭到掠夺，人民遭到奴役，而且大量上地被私人资本家占据，而遥远的欧洲国家几乎没有进行有效监督。在这些帝国属地中，“内”的法则并不适用。在这里，领主超越了国家，暴力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些私人行动者通过大胆的暴力强制行为重塑了市场。
就欧洲自身而言，全球性的经济空间重组对整个大陆都产生了影响。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大西洋”列强取代了威尼斯及其意大利北部腹地等昔日的经济强国。随着大西洋贸易取代了地中海贸易，加之新世界成为重要的原料生产地，与大西洋有联系的城市在棉纺织品生产中的重要性也上升了。
到年，英国棉产品制造商己经向法国、西班牙和荷兰以及德意志地区出口商品。棉纺织业尤其在英格兰北部的兰开夏郡繁荣起来，这里没有行会制度的控制，而且靠近重要的奴隶贩卖港口利物浦，这对同时为非洲奴隶贸易和美洲种植园提供产品的生产者至关重要。
与印度纺纱工和织工不同，正在成长的英国棉纺织工人没有独立获得原料的渠道，也没有独立进入市场的方式。他们完全依附于商人—事实上，与印度同行相比，他们拥有更少的独立性和议价能力。因此，英国的外包商比印度的巴尼亚人有更大的权力。
年之前，欧洲商人己经通过完善的贸易网络从不同地区里获取了这种珍贵的作物。除西印度群岛之外，欧洲商人的影响力还没有超出各个港口城市;他们既无力影响内地棉花的种植，也没有意愿去预付资金扩大棉花种植。棉花流向欧洲商人，是因为他们愿意支付那里的价格，但他们对棉花是如何种植的毫无影响力。
为了以有利的价格获得大批量印度棉布，欧洲各个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开始更积极地卷入印度棉布生产过程。儿十年来，这些获得特许的欧洲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一直在抱怨说，印度织工有能力将商品卖给竟争对手公司、竟争的印度巴尼亚人、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商，甚至是独立于这些公司之外的欧洲私人商人，以制造竟争，抬高价格。如果欧洲人能强迫这些织工仅仅单独为他们的公司工作，就有增加利益的可能性。垄断市场成了压低织工收入和推高特定商品伟价的方法。
欧洲商人能够以满意的价格获得他们所需要品质与数量的棉布，这是因为他们受益于欧洲国家对越来越广的印度领上的政治控制。他们不再仅仅是贸易者，而是逐渐地变成了统治者。例如，在18世纪30年代，达卡的厂房驻守着一批保护公司利益的军事武装人员。最引人注口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本是一伙商人，年却成了孟加拉的统治者，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把他们的控制扩张到了南亚的其他地区。到18世纪末，领上扩张的梦想进一步增强了;由于英国商人越来越多地投资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原棉贸易，他们希望将印度西部的产棉地区整合进东印度公司的领上中。国家特许的公司对遥远上地提出的私人政治权力主张，是对经济权力这一概念革命性的重新定义。国家与私人企业主共享对上地和民众的主权。
英国人对印度次大陆的入侵意味着织工逐步丧失了定价权。根据历史学家辛那帕·阿拉沙拉南的说法:“他们不再能为自己选择的主顾生产，他们不得不接受棉纱作为报酬的一部分，他们的制作过程还受到住在村子里的公司代表的严苛监督。”此时，织工经常被迫去找指定的商人领取预付金。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织工成为受薪工人，这一做法和同时代的商人在英国农村所做的一样。
为进一步实现目标，公司直接地对织工使用强制力量。公司雇用了大量的印度人以监督并贯彻新的规章制度，事实上是将棉布市场官僚化了。大量的新法规使得织工在法理上束缚于公司，使得他们不能向开放市场销售棉布。公司的代理人则在织机旁督查棉布生产，努力确保这些棉布按约定卖给其公司。新的税务体系还会惩罚那些为别人生产的织工。
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其中包括身体上的惩罚。如果一个公司的代理人投诉某位织工非法地在为私商工作，“那么公司代理人会将他及其儿子抓起来，严厉地鞭答，并把他的脸涂成黑白色，反绑他的手，并在士兵，指英国人雇用的印度士兵)的押送下在村里游街，同时喊着‘任何织工被发现为私商工作就会受到类似的惩处，”。这样的措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印度织工的收入下降。17世纪末，织工所得最高能达到棉价的三分之一。根据历史学家奥姆·普拉卡什的研究，到18世纪末，织工所得的比例己经降到了大约6%。
早在年，即东印度公司创立仅20多年后，伦敦的羊毛商人就对持续增长的棉布进口表示抗议。两年后，即年，议会就对印度棉纺织品进口问题进行辩论，并称其“有损国家利益”。实际上，反对棉纺织品进口的声浪一直是17和18世纪的英国政坛的常见主题。
这些反对促成了一些保护主义措施。年，英国对“所有印花棉布、印度亚麻及所有印度制造的丝绸制品”征收10%的税。年，关税增加了一倍。年，议会规定进口印花棉布为非法行为，只能进口白棉布到英国来进一步加工，这极大地推动了英国棉布印染业的发展。一项年的法令甚至禁止人们穿着用来自印度的白布染成的印花棉布的衣服。最终，伟卖印度棉布完全成为非法行为:年，伦敦的罗伯特·加德纳将公寓租给一名叫布莱尔的人，此人“将非法物资带入其住宅”，非法物资即印度细平布。后者因此入狱。年，议会又颁布法令要求在英国销伟的棉布必须完全在英国纺织而成。只有那些预备再出口的东印度棉布才被允许进入英国。那些不在禁令范围内的印度棉纺织品，诸如纯色细平布和轧光印花布，则被征收很高的关税。最终，这些保护措施并没有帮助到羊毛和亚麻制造业，反而刺激了国内的棉花生产。
与英国类似，法国极力将印度棉纺织品进口定为非法行为。
其他欧洲国家也跟进。年，威尼斯禁止进口印度棉纺织品，佛兰德斯也是如此。在普鲁士，排特烈·威廉国王发布救令，宣布穿着印花或染色的细平布及棉纺织品为非法。年，西班牙宣布进口印度纺织品为非法。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统治时期禁止穿着某些印度服装。
这些政策最初只是为了保护国内的羊毛、亚麻和丝绸等织品的生产者，最后演化为鼓励国内棉纺织品生产的明确计划。
帝国扩张以及欧洲人日益在全球棉花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进一步促使亚洲知识向欧洲转移。欧洲制造商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取得这些技术，以在价格和质量上与印度制造商竟争。事实上，欧洲开始制造棉产品，是建立在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工业间谍活动上的。
英国制造业者和商人很早就非常依赖本国棉布和印度棉布向非洲市场的出口。年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更加明显。正如历史学家约瑟夫·伊尼克里所说，年，英国出口的棉布占生产总量三分之一。18世纪末，比例增加到三分之二。非洲和美洲是最重要的市场。在18世纪中期，英国出口棉布的94%进入了非洲和美洲市场。市场的规模之大意味着在那里有竟争力的人可以获得大笔财富。年，亚当·斯密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因而就有机会实行新的分工和提供新的技术，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决不会有的现象。”
帝国扩张、奴隶制、上地掠夺——战争资本主义——为欧洲各国国内依然很小且技术落伍的棉纺织业奠定了基础。战争资本主义为棉纺织业提供了活跃的市场，还提供了获得技术以及重要原材料的渠道。战争资本主义也成为资本形成的重要引擎。利物浦等商业城市主要靠奴隶制而繁荣，后来又成为新兴棉花产业的重要资本来源，利物浦棉花商人可以为制造业者提供更多的货款，让他们来加工棉布。相应地，那些售卖英国生产的棉纱和棉布的伦敦商人则为兰开夏郡的制造业者提供贷款。事实上，随着利润从贸易转到生产制造领域，他们提供了十分重要且非常大量的运营资本，形成了“资金从商业向内的流动”。此外，当商人从远距离贸易中获得了财富后，因为政府越来越依赖从他们身上抽取的税收，他们也可以向政府诉求保护。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战争资本主义还滋养了新兴的次级经济部门，如保险、金融和航运等，这些产业将会在英国纺织业的出现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它滋养了诸如政府信贷、货币、国防这样的公共机构。这些机构源自战争资本主义的世界，“因为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商业实践”从出口贸易领域引入到国内经济领域。
通过调度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的经济过程，欧洲获得了相当吊诡的能力，即在全世界引导印度织物贸易的同时，越来越将亚洲织物挡在欧洲之外，并在非洲和其他远离欧洲海岸之外的地方用这些织物去交换货物。一个全球化的纺织工业出现了，欧洲人第一次掌控广大的全球范围的棉产品需求。
在早期的全球互动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不是全球贸易本身(因为对所有经济体影响有限)，而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重塑商品生产过程的能力，以及这种生产所造成的难以预料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在这个过程中，印度和中国或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能力甚至谈不上接近这种全球主导地位，更别说重塑世界遥远角落人们如何生产产品的能力了。然而，从16世纪开始，全副武装的欧洲资本家和资本充裕的欧洲国家重新组织了世界棉纺织业。正是对战争资本主义的这种早期接受，才是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而工业革命最终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整合，并持续地塑造和重塑我们今天的世界。
一个松散、多中心、水平式的旧棉花世界急剧地转变为一个整合、集中、等级森严的棉花帝国。就在18世纪中叶，对于当时的观察家来说，欧洲，尤其是英国不太可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纺织中心。
年，塞缪尔·格雷格在溪流岸边，建立了一座小工厂。工厂里有几台新式的水力纺纱机，一些孤儿以及一群来自周边村庄的外包工人，还有来自加勒比地区的棉花。塞缪尔·格雷格没有使用数百年来人力驱动纺纱机的方法，而使用高处落下的湍急水流驱动纺纱机。塞缪尔·格雷格的工厂尽管规模很小，但与之前人们见过的工厂都不相同。就是在年，在这里以及附近少数几个河岸边，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非生物能量驱动的机器开始纺纱。经过几十年的不断改进，塞缪尔·格雷格和他的同行以极快的速度提高人类最古老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从而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机器与人的合作时代。
同时代的观察家和现代的历史学家己经找到了很多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格雷格的冒险，以及更广泛的工业革命会“爆发”在18世纪80年代的英格兰北部。英国发明家的才智、英国市场的规模及非比寻常的深度整合、英国利于水运的地理条件、不从国教者所具有的跳出案臼的思考方式、企业家首创精神的偏好等因素都被提到了。所有这些原因都很重要，但是它们都忽略了工业革命故事的核心:它依赖全球范围内的战争资本主义体系。
英国棉纺织商不具备竟争力的最主要的原因却是工资成本。当时，英国的工资水平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实际上，年兰开夏郡的工资水平可能是印度的六倍。即使由于机器的改良，英国的人均生产力比印度工人高出两到三倍，依然不足以抵消工资上的劣势。战争资本主义己经为英国棉花产业资本家创造了一系列全新的机会，它还是无法解决如何在全球范围的棉花市场上赢得重要地位的问题。保护主义只能在一定程度内可行，虽然在适用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无法靠这类禁令获得诱人的全球出口市场。
由于劳工成本是影响抓住诱人的新机遇的主要阻碍，英国商人、发明家以及初露头角的制造商—都是务实的人—都专注于如何在高劳动成本下提高生产率。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促成了棉花历史上最重要的技术变革。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发明是约翰·凯伊于年发明的飞梭。这个船形的木质小工具由织工在上面系上纬线后，从织机的一边推出，穿过经线后“飞”到另一边。这个飞梭使得织工的生产率提高了一倍。起先这种飞梭传播得很慢，但是它的传播是无法阻挡的:年后，尽管有织工为了生计而进行抵制，它还是被广泛采用。
凯伊的发明之后，一名织工所需要的棉纱需要四名纺纱工供应。许多工匠都尝试找出突破瓶颈的方法。到了18世纪60年代，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使生产效率的提高成为可能。珍妮纺纱机有一个用手操纵的纺轮，可以转动机器上的儿只纱锭;纺纱工可以用另一只手向前或向后移动一个杆，将纱线绕到纱锭上。起初，珍妮纺纱机可以纺八条独立的纱线，后来是十六条甚至更多，到了年，它使纺纱工的效率增加了两倍。它的传播非常快，到了年，英国己有两万架珍妮纺织机。
然而，早在年，由于理查德·阿克莱特发明的水力纺纱机，纺纱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正是这一机器使得塞缪尔·格雷格的依赖水力的工厂成为可能。水力纺纱机有四个卷轴抽出棉线并在纺锤上将其拧成棉纱。与原先大多数情况下装置在家庭里的珍妮纺纱机不同，水力纺纱机需要更多的能量，因此主要集中于工厂里。10年后的年，塞缪尔·克朗普顿发明的“骡机”是这些发明的集大成者，它在水力纺纱机的基础上吸收了珍妮纺纱机的优点，并因此得名。“骡机”是一个长机器，有两个平行的托架:一边是缠有粗纱(一些轻微扭曲的棉纤维)的粗纱桶，另一边是接收纱线的纱锭列。纺车上的外托架被拉出五英尺，可以同时抽出多种长度的粗纱。粗纱筒的数量多少取决于“骡机”上安装的纱锭数量:虽然在18世纪90年代安装支纱锭是常态，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这个数字将上升到以上。这些抽出来的粗纱随后被捻成纱线，并在托架回收时缠绕在纱锭上。与连续不间断工作的水力纺纱机不同，“骡机”以五英尺的长度来纺纱，但是却更结实更细。起初“骡机”由水力(直到19世纪20年代仍然是主要的动力来源)驱动，后来主要由蒸汽机(詹姆斯·瓦特于年获得专利)来驱动。
在18世纪的印度，纺纱工要耗费5万小时来纺磅的原棉;年，凭借有支纱锭的“骡机”，英国纺纱工仅需要小时就能纺出相同数量的纱线。到年，凭借着水力纺纱机，英国纺纱工仅需要小时就能完成。年后，利用罗伯特的自动“骡机”，时间缩短为小时。仅仅在30年中，生产力提高了倍。英国的劳动力成本此时己经远低于印度。
相应地，英国棉纱的价格也下降了，很快就低于印度生产的纱线。年，英国棉商爱德华·贝恩斯记录了在英格兰一磅40号棉纱(这个数字对应着棉纱的质量，数字越大，棉纱越精细)的价格是1先令又2.5便士;而在印度相同质量和数量棉纱的价格是3先令又7便士。曼彻斯特的纺纱商麦康奈尔和肯尼迪公司报告，年至年间，高质量的号棉纱的价格下跌了50%，而且尽管出现了多次的涨跌，但是整个19世纪棉纱的价格持续下跌。棉纱价格，特别是细纱价格下跌得最快，成品布的成本也下降了。18世纪80年代早期，剔除物价变动因素，一件细平布的价格为每件先令，50年后相同的细平布价格降为28先令。
让人惊讶的是，造成如此巨大变化的发明家，最初却是以一种非常不起眼的方式开始的。尽管没有理论科学作为参考，甚至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他们仍然缔造了一个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世界。这些人是在小型作坊里工作的熟练工人，没怎么受过正式教育。在这些发明家中，凯伊出身的家庭最为富裕，他的父亲是一位比较成功的羊毛制造商，他本人可能也在法国接受了一些正规教育。另一方面，来自布莱克本的手摇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可能从来没有受过正规教育。阿克莱特也是如此，他的父母也是穷人，而他是七个孩子中最小的。阿克莱特最先从他的叔叔们那里学会了阅读，而后自学。克朗普顿也生于赤贫之中:他的父亲死得早，母亲尝试以纺织来维持生计，他也许在五岁时就开始纺棉花。这四人都是工匠，与他们的机械朝夕相处，他们用简单的工具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他们的洞察力来自日复一日改善生产的努力。
然而，他们在当地远没有被当成英雄。他们的发明有时甚至会触怒邻居，因为这些人担心因此而失业。由于惧怕乱民的暴力，凯伊和哈格里夫斯都最终离开了他们各自创造发明时所在的地区。他们没能将自己的发明转化为财富;他们想要保护自己的专利权也没有成功，从而过着拮据的生活。当年哈格里夫斯在诺丁汉去世时，他仅仅获得了一项由“手工制造业促进协会”颁发的奖励，而他的孩子们仍一贫如洗。只有阿克莱特从他的发明中赚得了财富，在不同的地方建立了一些棉纺织工厂。然而越来越多的英国制造业者接受了这些新技术。而且，英国如此高度重视这些发明的价值，以至于年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从英国出口这些技术被视为非法。从此开始，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常态:通过提高人类劳动生产率而可以获得利润。事实上，这将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棉纱生产的机械化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实体:棉纱厂。尽管这些棉纱厂的规模差别很大，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靠近流水。而为了控制流水的能量，人们要么建立水坝，要么在河流陡峭之处开一个切口，使得水流穿过水车。水车驱动穿越整个工厂的轮轴，不同的大型皮带可以连接到轮轴上，也可以取下来，以驱动不同的机器。与其前辈不同，棉纱厂的基本功能不仅是集中和控制劳动力，而且还要安置一系列复杂的机械。到了18世纪80年代，一些工厂面积非常大:长英尺，宽30英尺，高四到六层，矗立在乡间，十分醒目。
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使其迅迷成为英国经济的核心。年，棉纺织业仅占整个经济增加值的2.6%。年，这一比例为17%，到年，这一数字增长到22.4%。相比之下，同期钢铁工业仅占6.7%，煤炭工业为7%，毛纺织业为14.1%。在年，英国有34万人从事纺纱业。到年，英国每6个工人中就有1个受雇于棉纺织业。同时，棉纺织业开始集中于不列颠诸岛的一小部分:兰开夏郡。最终70%的英国棉纺织工人在此处工作，80.3%的棉纺织工厂所有者来自兰开夏郡。
在整个18世纪，英国的棉纺织品出口增长了两百倍，其中94%的增长发生在年后的20年中，这一阶段出口激增16倍以上，从年的,英镑增加到1年的5,,英镑。在18世纪最后几年，不列颠群岛生产的全部棉布中的61.3%用于出口。年后，凭借这些出口，英国几乎在全球棉纱和棉布贸易中“消灭了所有非欧洲世界的竟争对手”。
在世界市场上，英国棉纺织品正在迅速取代印度棉纺织品。1年至年财政年度，仍有价值万英镑的棉纺织品从孟加拉出口到英国，仅仅8年后，即年至年，出口棉布价值就降到了仅比33万英镑多一点，而且此后继续快速下降。由此，主导全球纺织品市场几个世纪之久的印度织工的地位一落千丈。
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创造这样一个状态，是各种不同利益关系的复杂的博弈的结果。崛起的制造商集团极力要求自己的利益得到承认，与此同时，政治家和官员也逐渐认识到，自己在世界上尊贵的地位依赖于大不列颠迅速增长的制造能力。制造商集团同与其竟争的利益集团(如东印度公司)和精英集团(如贵族地主)展开了斗争。然而，由于商人和制造商积累了大量国家仰赖的资源，因此资本家可以将他们对国家经济不断增长的重要性转变为其政治影响力。棉纺织厂主逐渐在政治上积极起来，年的《改革法案》使他们获得了选举权，允许众多纺织品制造商进入下议院。从《谷物法》到英国的殖民地扩张，他们在下议院不遗余力地为他们的产业的(全球)利益游说。
正如爱德华·贝恩斯所说，为了支撑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奠定英国在大西洋霸权的一系列战争，英国高度依赖商业，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棉花产业:“如果没有繁荣的制造商和贸易所提供的手段，英国不可能支撑这么一场旷日持久且耗资巨大的冲突。”据爱德华·贝恩斯估算，从年至年，大约有价值1.5亿英镑的棉纺织品出口，让制造商、贸易商和国家赚得盆满钵满。这些贸易规模和贸易差额为国家提供了所需要的收入，例如，优先发展海军的资金。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的国库岁收增长了16倍，而同时英国在这些年当中有56年处于战争状态。在1年，全部税收的三分之一来源于关税。
年中国的纺纱工和织工加工的棉花是1年英国的倍。印度的规模也几乎相同。1年，也就是塞缪尔·格雷格为工业革命助产后20年，全球棉布生产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由英国发明的机械出产。然而，一旦资本家、贵族、国家、工人以及农民之间数十年的长期斗争创造出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制度框架之后，它就可以传播到其他产业和世界的其他部分。进一步转变的领域十分巨大。
年，革命撼动了西印度群岛中最重要的产棉岛圣多明各，该岛停止了所有销往世界市场的商品的出产，也包括棉花。在历史记载的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中，圣多明各岛上被奴役的人民武装起来，击败了法国殖民政权，建立了海地国家，并在岛上取消了奴隶制。战争资本主义所遭遇的第一次重大的挫折来自那些看起来最弱小的人:圣多明各岛上成千上万的奴隶。革命之前的一年，圣多明各出口到英国的棉花占英国棉花进口量的24%，仅仅4年后，即年，这一数字跌落到4.5%。
迅速增长的棉花需求与加勒比地区的政治动荡，导致了令制造商烦恼的价格高涨。这些制造商依赖通过与印度棉纺织品竟争来占领新市场。整个年和年，约翰·塔尔顿向他的兄弟报告:“棉花价格每天都在上涨。”到年，他发现“棉花价格涨幅惊人”。在年，出产自西印度群岛的棉花价格最高每磅21便士，年为30便士，而且棉花价格在整个18世纪90年代持续走高。对有些棉花商人而言，革命的创伤如此惨痛，直至年，利物浦主要的棉花贸易商拉斯伯恩家族仍然记得那场动乱的影响是使棉花价格翻倍。
美国的环境非常适合棉花种植。美国南部大片区域的气候和上壤满足了棉花种植的条件，那里有适宜的降雨量、适宜的降水方式，以及适宜的无霜期。一些敏锐的观察家注意到了这一潜力:早在年，即美国棉花不期而至进入利物浦港口的第二年，詹姆斯·麦迪逊就以乐观的情绪预测美国将变为主要的棉花种植国，同时乔治·华盛顿相信“这种新原料「棉花〕的增长……必然为美国的繁荣带来儿乎无限大的影响”。
当年的革命使得圣多明各不再成为棉花市场的竟争者之后，美国的棉花种植迎来了决定性的突破。圣多明各是欧洲最重要的棉花来源，革命使棉花价格上涨，也使得整个法国种植园主阶层四散奔逃，他们中的一些逃到了古巴和其他岛屿，有很多来到了美国。例如，约翰·蒙塔莱特曾经是圣多明各重要的棉花种植园主之一，他逃到北美大陆来避难，到达南卡罗来纳后将一座稻米种植园改造成棉花种植园。因此，革命既为美国带来了急需的棉花种植的专门技术，又使得美国种植园主更有经济上的动力去种植棉花。但是圣多明各种植园的奴隶起义也给这些棉产品制造商、种植园主和政治家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象:即将要在北美扩展的奴隶制与上地攫取制度具有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
一旦远离海岸，海岛棉的种植就失败了。在内陆地区，一种不同种类的棉花繁荣起来，被称为陆地棉。与海岛棉相比，这种棉花的纤维长度稍短，且纤维与棉籽包裹得更为紧密。用己有的轧花机很难清除那些棉籽，但是在高价格和需求增长的刺激下，种植园主们要他们的奴隶用一种模仿印度丘卡式轧花机的辊式轧花机从事缓慢和烦琐的轧花工作。
即使是奴隶劳动，也不足以应付这些棉花的加工。种植园主们渴求一种机器能够更快地将棉籽从纤维中分离出来。年，伊莱·惠特尼刚从耶鲁大学回到萨凡纳，建造了一种新轧花机的第一代工作模型，这个模型能迅迷将陆地棉的棉籽分离出来。一夜之间，他的机器将轧花的生产效率提高了50倍。这一新发明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各地的农场主纷纷复制这种轧花机。就像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一样，伊莱的轧花机突破了另一个限制棉纺织品产量的瓶颈。
虽然轧花机破坏了纤维，但是这种棉花仍然适宜制作成廉价的更为粗糙的纱线和织物，这些织物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下层百姓中需求量巨大。如果没有美国的棉花供给，大规模生产棉纱和棉布的奇迹以及新的消费者购买这些廉价商品的能力，早就在传统棉花市场的旧现实基础上碰壁了。纺织品所谓的“消费者革命”就是源于种植园奴隶制结构上的剧烈变化。
在南方政客的支持下，联邦政府侵略性地获得了许多新领上，有些从外国政府那里获得，有些则通过武力逼迫美洲印第安人获得。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使得美国的领上几乎增长了一倍，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得到佛罗里达，年吞并了得克萨斯。所有这些获得的土地都有非常适宜棉花农业的上地。事实上，到年，美国有67%的棉花产自半个世纪前还不属于美国的上地。羽翼渐丰的美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军事一棉花综合体。
这一时期的领上扩张被地理学家约翰·韦弗称为“大土地潮”，它与种植、制造和金融资本家的领上野心紧密联系。棉花种植园主们不断向前推进边界线，以寻找种植棉花的新土地，他们的行动往往先于联邦政府。
为了使这些土地能够为种植园主所用，需要将控制那里的原住民赶走。19世纪最初几年，克里克人己经被迫放弃对佐治亚的上地的权利主张，这些上地随后变为棉花田。10年后，克里克人又战败，被迫签署《杰克逊堡条约》，割让了2万英亩的上地，相当于今天的亚拉巴马和佐治亚。年后的儿年中，联邦政府与克里克人、奇克索人、乔克托人签订了进一步的协议，在南方攫取了数百万英亩的上地。这些协议中，年安德鲁·杰克逊与奇克索人签订的条约，打开了田纳西西部的上地以种植棉花，年杰克逊与乔克托人订立的条约将亚祖河一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万英亩上地交给美国政府，换给对方俄克拉荷马和阿肯色的大片贫瘠上地。年，亚拉巴马众议员大卫·哈伯德邀请纽约和密西西比上地公司，购买那些奇克索人己经被驱逐出去的土地，这些土地随后变为棉花田。大卫·哈伯德说:“如果在我回来时能够得到你们任何形式的明确提案来获得奇克索人的上地，我将会根据你们的计划的大小迅速采取行动，制订我未来的行程规划，以满足你们资本家的意图。”该公司购买了约25,英亩上地。年，联邦军队开始将切罗基人从他们在佐治亚的祖居地赶走，把这些地方变为棉花田。再向南，佛罗里达异常肥沃的棉花种植地是年至年从塞米诺尔人手中攫取的，这是美国在越战之前经历的时间最长的战争。一位史学家宣称，难怪密西西比的种植园主“着迷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民兵、充足的武器以及有求必应的联邦军队”。
棉花种植园主们难以满足的需求主导了新国家的政治，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仰赖国家获得并清空新的上地，还因为他们需要强制劳动力。
奴隶劳动如此至关重要，以至于《利物浦纪事报》和《欧洲时报》都曾警告说，如果要解放奴隶，棉布价格可能会增加一倍或两倍，给英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虽然野蛮胁迫对数百万美国奴隶来说像是一场噩梦，但是这种暴力结束的可能性对那些在棉花帝国中收获巨大利润的人来说同样是一场噩梦。
英国屈服于一个世纪以来的废奴主义者的压力，在年废除了其帝国内的奴隶制。一些美国革命者设想在自己的国家也这样废除奴隶制，却只看到奴隶制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棉花种植区的发动机。
由于种植棉花的奴隶主主宰地方政府，并且对联邦政府施加重大影响，他们的利益和国家政策可以结合到令人惊叹的程度，这对于大英帝国内的奴隶主来说是不可能的。
到年，在三角洲中心的华盛顿县，奴隶和白人居民的比例超过了十比一。到年，全县每个白人家庭平均拥有80多名奴隶。
从事棉花交易的人们经常穿越北大西洋，建立了紧密的商业联系、友谊甚至婚姻关系。反过来，这种网络使跨大西洋贸易更安全，更可预测，从而降低了成本，使美国与其潜在竟争者(如印度或巴西)相比具有另一个决定性优势。
所有这些网络的核心是，棉花从美国流向欧洲，而资本流向相反的方向。这种资本往往是通过抵押奴隶担保的，如果债务人违约，抵押贷款的所有者有权获得特定的奴隶。历史学家邦尼·马丁表明，在路易斯安那州，88%的按揭抵押贷款使用奴隶作为(部分)抵押;在南卡罗来纳州是82%。她估计，总共有数亿美元的资本是由人类财产担保的。因此，奴隶制不仅允许迅速分配劳动力，还允许迅速分配资本。
棉花的利润率也表现在奴隶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上:新奥尔良一个年轻的成年男性奴隶的价格在1年时大约为美元，但在美国内战之前却高达1美元。
到年，棉花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2%，而在年只有2.2%。事实上，年到年间，美国出口的商品一半以上都是棉花。棉花如此主导美国经济，以至于棉花生产统计“成为评估美国经济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单位”。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上升是建立在棉花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奴隶制的脊背上的。
关于逃亡、拒绝工作甚至彻底叛乱的谈论，使得种植园主和欧洲棉产品制造商提心吊胆。商人弗朗西斯·卡纳克·布朗在年曾警告说:“一群不满的奴隶生活在暴政之下，每天都有爆发动乱的危险，我们知道，动乱迟早有一天会来的。”美国人试图向他们的欧洲客户解释说，美国的奴隶制与圣多明各不同，非常安全—正如坦奇·考克斯所说，这不仅因为有强大的白人民兵存在，还因为奴隶“没有枪炮和武器。而且尽管他们人数很多，但都被河流、河湾和大片人口密集的白人聚集区隔离开来”。但人们依然疑虑重重。
实际上，印度农民拒绝放弃所谓的荒地，而且他们也不容易被说服去农场工作，这使美洲发生的那场“种植园革命”不太可能发生在这里。事实上，他们积极反对殖民官员的要求。在印度的美国棉农抱怨说，他们“不得不屈服于(他们的工人)的偏见”。他们还抱怨印度采棉工人的“懒惰”，抱怨农场棉花失窃，工人罢工以迫使他们准许提高工资，资本缺乏，上壤贫瘩“没能雇到劳工”。最后他们认定雇佣劳动这条路行不通。其中有位种植者明确表示，“使用受薪工人耕种，在印度这个国家是绝对不可能获利的”。
在印度，棉花通常由公牛和手推车运到市场，原材料运输非常缓慢且昂贵。直到1年，印度只有34英里的铁路。一位专家肯定地认为，美国棉花之所以比印度棉花更有竟争力，是因为铁路系统要好得多，而且应该补充的是，美国还有非常优越的河流运输系统。兰开夏郡的工业节奏与印度种植棉花的农村的经济生活节奏存在分歧。在世界其他地区，战争资本主义通过诉诸身体强制来弥补这一差距，但在印度它未能做到这一点。
棉花的单一种植在美国南方非常盛行，而在印度完全不存在。印度的耕种者偏好自给农作物，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种植市场作物失败了就会挨饿。
奴隶制与攫取原住民的上地结合起来，在欧洲资本的推动下，将原材料不懈地投入欧洲的核心产业。欧洲资本的大量输入改变了美国的农村。上地变成了财富，并且跨越巨大距离，将奴隶和工人、种植者和制造商、种植园和工厂联系起来。在工业革命之后，奴隶制成了西方世界新的政治经济的中心。但是，这个以扩张领上和暴力支配劳动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本身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正如《不来梅商报》在年所说的那样:“欧洲的物质繁荣系于棉花之上。如果奴隶制突然被废除，棉花生产将一下子下降六分之五，所有的棉花工业都将被毁灭。”
美国棉花业本身依靠英国的技术，依赖那些很容易被频繁的贸易和移民所掩盖的工业间谍活动。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成为财政部长之前两年)和坦奇·考克斯派英国人安德鲁·米切尔去收购阿克莱特机器的模型和图纸，这个计划后来因为米切尔被抓而失败。最著名的是，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于年出访英国，据称是出于“健康原因”，回来时带回了他在沃特敦的工厂的蓝图。移民和间谍活动的结合意味着知识传播得很快:阿格莱特的梳棉机在短短的8年中就横穿了大西洋，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花了10年;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花了22年，而克朗普顿的骡机只花了11年。年以后，当英国的纺织机械出口终于合法化时，“英国工程公司寻求市场”成为纺织制造技术进一步普及的重要附加因素。
一旦这些技术传播开来，本上机器制造商就很快掌握了这些技术，并对其改造以适应新的口的和条件。
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战争资本主义的收益之上的话，那么拥抱战争资本主义的能力也许就是棉花工业化的基本前提。不仅英国人如此，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资本家也能够并且确实利用了殖民地的原材料和殖民地市场。不过，这个链接还是太简单了。毕竟，战争资本主义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提供了大量的原棉。
没有一个能够在法律、官僚、基础设施、军事上渗透整个领上范围的强大国家，工业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打造市场、保护国内工业、创造工具来增加税收、守卫边界以及促成可以动员受薪工人的变革都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各国有无培育国内棉花产业的能力，己成为工业化和非工业化地区之间的关键差别。现代国家的地图几乎完全符合早期棉花工业化地区的地图。
在美国，一种新式关税早在年就为棉花工业提供了一些保护。世界其他地方也纷纷效仿。在法国，在大陆封锁结束之后实行了“禁止性关税”。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年，俄国在年，法国在年，意大利在年，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在年，都对棉产品征收了进口关税。法国走得更远，在年甚至禁止所有棉产品进口到其领上。保护主义曾经被视为战争带来的灾难，现在己经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一个永久性特征—在这方面这些国家效仿的是英国的例子，就像英国曾经保护本国的市场不受印度商品的激烈竟争那样。
从年到年，亚洲和拉丁美洲成了出口市场增长最快的地区，亚洲的比重尤其迅速上升。英国的棉花贸易避开了那些能够保护自己的新兴产业的强大国家，倾向于无法在政治上抵制英国的猛攻的市场。
将工人迁入工厂的能力成为棉花帝国胜利的关键。结果，一道鸿沟横跨在世界上那些能够动员劳动力的政治家和资本家与那些做不到的人之间。要想说服成千上万的人放弃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生活方式，其复杂程度不亚于安装新的机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两者都需要一定的法律、社会和政治条件。棉花生产过渡到工厂制最初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但是甚至在那里，人们也遇到了巨大的反对声。要想获得成功，需要权力的不均衡分配，使得政治家和资本家以大部分亚洲和非洲精英阶层还不知晓的方式，去主宰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国家的权力不仅需要像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广泛，而且要密集、集中，可以渗透到所有的生活领域。因此，在统治者不能轻易地压制其他替代性谋生手段的地区，过渡到工厂生产几乎是不可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厂生产本身会慢慢破坏这些替代性的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
全世界许多需要工人的资本家都担心农奴制、奴隶制、学徒制等个人依附制度的衰落，担心这会导致闲散乃至无政府状态。但是在一些地区，国家己经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创造条件，确保妇女、儿童和男人可以持续流入工厂。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地主和资本家把劳动力作为私人依附者进行控制的权力受到严重削弱，但与此同时，国家越来越多地承担从法律上强制人员(比如乞讨者、所谓的流浪者和孩子)去工作的职责。而且，由于公用地被圈了起来，国家己经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获得其他谋生的方案，实际上增加了对无财产者的经济压力。正如法律史学家罗伯特·斯坦菲尔德所说的那样，甚至“经济强制也是法律造成的”，也就是说是国家造成的。
年的《仆役法》明确允许“英国雇主可以将违反劳动协议的工人送到矫正所去从事苦力，最多可长达三个月”。在年到年间，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就有大约1万名工人因“违约”被起诉，其中许多人被判入狱;棉花工人经常在其中。在普鲁士，整个19世纪，工人都可能会因为离职而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年普鲁士的《工业法》规定:“未经许可也无合法理由离职，或是逃避责任，或严重不服从的培训工、助手和工厂工人，将被处以20塔勒的罚款或最高达14天的监禁。”
制造商试图规避吸引大量人员到工厂工作的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优先招募社会上最弱的成员，那些最没有资源抗拒的人。为此，他们利用了家庭内部长期以来的既成权力关系，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家长制，这使得男性户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支配妻子和孩子的劳动力。事实上，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较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并将这些制度和关系作为一种工具来更广泛地革新社会。
在俄国，纺织工厂使用受薪工人的努力一开始就失败了，相反，企业家利用“妓女、罪犯、乞丐等，其中一些人被判处终身在工厂里做工”。在美国，马里兰、路易斯安那和罗德岛的囚犯在白天纺织棉花。即使是那些同意签订劳动合同的棉花工人，也经常被“某种形式的奴役”束缚在工厂里。克诺普位于科林霍姆的巨大工厂的管理方式被爱沙尼亚一家当地报纸描述为，“对员工态度并没有比奴隶主对黑奴更为关切”。工厂不仅有自己的警察力量，还经常残酷地体罚工人。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工人同样受到严格的监督:他们住在工厂的大院里，不允许有朋友或亲戚探望，有时甚至连读报都是非法的。而在哈布斯堡帝国，棉纺织厂如同军营，工人被锁在工厂里，只能在星期天离开。
纪律难以执行，工人难以招聘，同时也因为工作条件常常糟糕得惊人，以至于世界各地的奴隶主把奴隶劳动的条件与工业劳动者的条件相比较，认为前者更好。
-年，英国(还有法国)的卢德主义者摧毁了数百台纺纱机，年2月，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破坏机器可判处死刑。一年间有30人被吊死，年又吊死了19人。其他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或被监禁。而英国政府也以其他方式打击工人的集体行动:小皮特且在年通过的《危及治安集会处置法》暂停了人身保护令，并禁止未经事先授权的超过50人的集会。年和1年的《禁止结社法》将工会定为非法，这使约翰·多尔蒂于年被判处了10年苦役，其罪行是参加了(非法的)曼彻斯特棉纺协会。英国政府不太相信它为保证社会和平而设计的机制，也准备与工人作战—仅在年至年间，在工业区就建立了个军营。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总结的那样:“政府镇压的尺度令人震惊。”当工人暴动时，工厂主常常依靠国家来镇压这种动乱，使得工厂所有者积累资本的能力日益依赖民族国家化的国家力量，而国家自己的力量也越来越依赖工业化的成功。
年，英国大部分工人阶级成员都获得了投票权，工会向国家施加压力，限制工人违约时的补偿，并于年获得成功。德国直到年革命之后，才终结对违反合同行为的刑事惩罚。事实上，“随意就业”——即工人可以自行决定何时离职——也是几十年来工人斗争的结果，而不是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自然”产物，更不是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先决条件。从工厂到种植园，自由的扩张都依赖工人的组织和集体行动。在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被理想化了的劳动力市场往往是罢工、工会和骚乱的结果。
棉花标准与另一项发明一起出现，而且事实上带来了这项发明:销伟尚未到埠的棉花。对于期货市场来说，信息和样本必须比散装棉本身走得更快，这种情形似乎是18世纪10年代在利物浦出现的。到年，棉花经纪人开始交易仍然位于公海上的棉花，交换所谓的“海运提单”——证明某些生棉包所有权的文件。两年之后，年8月13日，乔治·霍尔特向乔治·约翰斯顿公司出售了袋来自阿米利亚岛的十天内“即将抵达”的棉花。在19世纪上半叶，这种销售在未来交割的棉花的贸易行为增加了。年，利物浦美国商会明确规定了这种“即将抵达”合同。根据利物浦巴林商行的说法，这时候“货运文件抵押品”开始出现。这不仅仅发生在利物浦:年以前纽约商人在美国南部也使用了这种“即将抵达”的合同，而在勒阿弗尔，早在年，商人们就创造出了这种“销售交付”的合同。但不管在哪里，这些合同仍是例外，直到19世纪50年代，棉花经纪人塞缪尔·史密斯仍观察到:“几乎所有的生意都是仓库里进行实货交易的，销售还在海上漂浮着的货物是例外。”
而且，在19世纪上半叶，销售未来交割的棉花依然建立在最终要交付某一特定棉花包裹之上。乔治·霍尔特在年承诺交付他的顾客约翰斯顿的是特定的棉花包裹，而不仅仅是特定质量的棉花。然而，特定的合同和特定批次的棉花之间的联系逐渐地开始减弱。人们开始销售尚未发货的棉花—在好几个月后才能进入市场—甚至可能是那些没有种植的棉花。这种贸易的日益抽象化在美国内战期间开始繁荣起来，真正的期货交易开始出现。可量化的、稳定和持续的机械化生产的需求鼓励其基本原料的投入越来越抽象，保护厂家免于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以使他们在全球市场制定成品价格。
在沃德的监督下，巴林家族的以伦敦为根基的棉花业务迅速发展，年，他们在利物浦开设了一间办公室。他们一步一步地建立了一个信息采集和交易的全球系统，中心位于利物浦。在那里，他们收集了有关全球原棉供应、棉花生产和棉花消费的信息，然后将其转化为托马斯·沃德的订单，后者随后与纽约、费城、查尔斯顿、萨凡纳、莫比尔和新奥尔良的代理商行做安排。巴林家族也承接股份，也就是说，他们购买了其他代理商行转交的特定批次棉花。预付和购买的款项都由巴林兄弟公司开立汇票提供。正是由巴林家族这样的商人操纵的信贷，使战争资本主义的残酷越来越有效率，从而使工业资本主义越来越有利可图。
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勒阿弗尔，不来梅或利物浦，这些商人购买和运输的绝大多数棉花来自武力征服和使用奴隶劳动力的领上—首先是西印度群岛和巴西，最终是美国南部。
实际上，巴林资助了路易斯安那州种植园的大规模扩张，使得上地清理和奴隶购买成为可能，所有这些都最终有利于他自己庞大的棉花进口业务。
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信贷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奴隶财产上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年利物浦美国商会游说反对《奴隶法案》，他们担心这会使“所有(由奴隶担保)的抵押和其他……为了履行合同所订的担保品”失去法律效力。这些奴隶不仅仅是劳动者，也作为抵押品使得全球各地的资金更快地流动，从而也加快了棉花的流动。
这个扩大信贷的体系因为非常全球化，所以很容易受到干扰。它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在棉花帝国的一部分中有人失败了，危机可能迅速蔓延到其他地方。
由于知识变得非常必要，商人发明或采用了越来越正式的信息收集和传播方式。他们创造了专门用于这一任务的出版物:年8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英国定期船班及阿根廷新闻》报道了拉丁美洲和全球市场行情，包括棉纱和布料行情。温特图尔出版的杂志《兰伯特周报》在年之后开始定期发布关于勒阿弗尔棉花市场的消息。《不来梅商报》则定期报告棉花收成、棉花市场和本市价格变动情况。
最终，将这些获取信息的渠道正式化的愿望成为商人集体组织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利物浦经纪人首先独立汇集了有关棉花交易状况的信息，并通过私人通告将这些信息分发给客户。年，经纪人同意开始合作收集信息，但继续在私下分发给客户。年，人们开始努力创建棉花集体价格通告，年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协会诞生，其90名成员主要致力于收集和传播市场信息，尤其是关于市场上棉花“可见供应”的信息。在棉花种植、交易或制成纱线和布料的地方，这些信息收集机构纷纷出现。
一位作者大胆估计，年，全世界有0万人(每65人中就有1人)参与了棉花的种植和棉布的生产。英国的工厂仍拥有全球机械化纱绽数的三分之二，英国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口是以棉花业为基础的。全部英国资本的十分之一投入其中，接近全部出口的一半由棉纱和布料组成。欧洲和美国大片地区都依赖可预测的廉价棉花供应。
到19世纪50年代末，美国棉花产量占英国8亿磅棉花消费量的77%。它也占法国1.92亿磅棉花消费量中的90%，德意志关税同盟1.15亿磅中的60%，以及俄国1.02亿磅中的92%。
美国迅速上升到市场支配地位的原因很简单。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灵活地提供进入原棉生产的三大关键要素:劳动力、土地和信贷。
为了迫使英国在外交上承认自己，邦联政府禁止所有的棉花出口。等到邦联意识到这个政策注定失败了时，北方的封锁己经有效地阻止了大部分棉花离开南方。尽管走私活动依然存在，而且大部分走私者也都能成功，封锁的威慑作用却使得大部分运载棉花的船只不再从事南方贸易。因此，对欧洲的出口从年的万包减少到年的儿乎没有。由此产生的“棉荒”的影响迅速向外扩散，重塑了整个行业，并波及更大范围内的社会，从曼彻斯特到亚历山大港这样的地方都是如此。
到年初，与上年相比，英国棉花进口总量下降了50%多，从美国进口下降了96%，工厂开始每周关闭儿天，最后甚至完全关闭。棉花价格比战前水平翻了4倍，因此制造商关闭了商店，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早在年11月，兰开夏郡的制造商就己经关闭了6%的工厂，并且三分之二的工厂缩短了工时。到年初，兰开夏郡有四分之一的居民(超过50万人)失业，领取某种形式的公共或私人援助。
到年，失业工人在英国几个棉花城镇的街道上暴动，凸显了棉荒的爆炸性社会后果。
类似的危机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
随着价格波动和投机行为的蔓延，贸易商也在努力将投机性市场交易，特别是远期交易制度化。到年，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协会创建了一个标准格式，供商家就将来交付棉花的合同使用，利物浦报纸也开始报告印度棉花的远期价格。那一年，在孟买开始出现“远期合约”，为“赌博爱好者”提供了新的机遇。实际上，战争导致了“革命性的贸易现代化”，而建立了一个正式的期货市场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
在美国内战期间，英国的棉花资本家和殖民地官员狂热地工作，以增加印度棉花产量，并将其推向市场。
英国政府和制造商一致认为，帝国的行政、法律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需要渗透进印度农村。也许最重要的是，制造商施压要创造一种新的法律环境，以促进欧洲对棉花生产的投资，加强欧洲的支配。棉花资本家希望改变印度的合同法，以“对己经收取定金的违约行为进行处罚”，给予“预付定金者对他预付的农作物完全的留置权”，允许实施包括苦役在内的各种处罚。如果对在他们的资本支持下种植的棉花，商人能够获得绝对处置权，就会被鼓励进行投资，而这将有助于克服“在印度农业人口中执行合同法面临的困难”。这还允许耕种者全力投入经济作物，因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棉花作物成熟之前用预付款购买粮食。最终制造商施加的压力成功了，新的合同法颁布实施了。而且，年又颁布了刑法，将棉花掺假定为犯罪行为，可以处以苦役的刑罚。
这样的开创市场的努力和实体基础设施的建设齐头并进，兼顾了“曼彻斯特人士”和殖民地国家利益，特别是铁路建设，正如查尔斯·伍德所说，铁路不仅可以将棉花运到港口，还允许部队迅速行动来制伏叛乱。仅在美国内战的第一年，印度政府在基础设施项口的支出几乎翻了一番。
新的铁路、新的运河、新的轧花机和压平机都己经出现。到年，下埃及40%的肥沃上地己经转化为棉花农场。从年到年，埃及的农民耕作者把棉花产量从万磅增加到了2.亿磅，是原来产量的5倍，这是意义重大的永久性的经济变化，因此埃及历史学家将美国内战列为该国19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棉花出口价值增长了14倍，算得上“一场经济革命”。因此，年美国内战期间，当埃及总督到达曼彻斯特时，他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
欧洲一些棉产品制造商和商人甚至希望南方邦联和北方联邦永久分裂，以便在一个得到国际承认的邦联中继续由奴隶种植棉花。他们认为棉花帝国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依赖奴隶制。在法国，检察总长报告，阿尔萨斯纺织业地区的纺织厂主普遍认为“从商业角度来看，由于南方愿意同欧洲进行贸易，这种分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福音”。年，科尔马总检察官发现，舆论越来越支持“立刻承认南方邦联”。勒阿弗尔商人几乎一如既往地支持南方邦联的事业，《勒阿弗尔信使报》在表达这种情绪上最为激烈。在英国，许多有产者同样反对北方的事业，既是出于他们自己反民主的态度，也出于他们对一个分裂且虚弱的北美力量的偏好，不过对棉花问题的担忧也在他们考虑之内。
威廉·格莱斯顿在成为英国首相之前和其他人一样，认为对兰开夏郡社会动荡的恐惧可以成为英国干涉美国冲突的原因。
事实上，到年初，各棉花制造区的检察官可以报告说，从印度和埃及进口的棉花己经减轻了制造商的压力，工厂开始慢慢地再次生产，结果，“斗争……己经在我们的省里失去了很大的兴趣”。
内战的经验也表明，只有在不可持续的高价下，非奴隶劳动力生产的棉花才能进入世界市场。毕竟，印度棉花的价格翻了两番，而此前以较低的价格把印度棉花推向世界市场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己经失败。而且，从年和年的视角来看，伴随解放黑人奴隶而来的还有美国南方的相当大的社会动荡。棉花资本家普遍认为，自由会使原棉供应量永久性减少，这是相当合理的推论，并且最直接地表现在战后棉花价格远高于战前水平上。
就像印度财政部长塞缪尔·莱恩所说的那样:“在全世界范围内废除奴隶制的问题，很可能取决于印度的自由劳动力生产的棉花，是否可以卖得过在美国奴隶生产的棉花。”
利物浦巴林兄弟公司在年2月向伦敦的同行汇报说:“和平的传言几乎引起了恐慌。”《印度每日新闻》在3月初发行了“号外”刊，报道了联邦部队占领查尔斯顿时，“利物浦一片恐慌。棉花价格跌到一先令”，这种恐慌迅速蔓延到孟买本身。
年初北卡罗来纳韦克县的棉花种植园主阿伦佐·迈尔的一份早期合约中，规定27名被释黑人要从日出工作到日落，日落后还有一些活动，而且还要承诺必须“在周日来到种植园”。生病或体假时都没有薪水。工人每月收到10美元，还有15磅的培根和1蒲式耳的粮食。同样，在佐治亚州的西南角，一个主要的棉花种植区，解放后的种植者雇用他们的前奴隶当受薪工人，单方面施加限制性条件和最低工资，所付报酬非常低，仅只够买“生活必需品”，此外加上谷类作物的十分之一(而不是棉花)。亚祖河一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也许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棉花种植区，那里的情形类似，地主支付工资，但也试图限制自由民迁移，而且依然强迫他们在种植园种植棉花。由于绝大部分被释的男女几乎一无所有，地主单方面对他们强加了这些条件，迫使他们签订长达一年的合同，将他们禁锢于种植园中，直到下一个收获季。
出于充分理由，自由民相信保有上地才能保证他们获得新的自由，他们认为自己支持联邦的战争努力和自己在奴隶制下的无偿劳动使他们有权获得这些上地。许多人相信，一旦联邦胜利，40英亩上地和1头驴就会等着他们。例如在弗吉尼亚一群自由民就对为什么“我们对这片上地有神圣的权利”有一个非常明确和完全准确的想法。他们回忆说:“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丈夫一次又一次地被卖掉了，以购买我们现在居住的上地……要没有我们清理上地，种植棉花、烟草、大米、甘蔗和其他一切东西，北方的大城市还能获得我们种植的棉花、甘蔗和大米这些他们赖以为继的物资吗?”奴隶制窃取了他们劳动的正当回报，这种窃取要由上地的再分配来补偿。
然而，自由民成为拥有上地的自耕农的希望是短暂的。早在年秋，大量战争时期没收的上地就己物归原主。没有上地，自由民就很难掌控自己的劳动力。此外，由于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宽大的重建政策，原来的奴隶主也恢复了大部分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利用自己恢复的地方和区域政治力量来运用国家机器，以限制自由民对经济资源和权力的主张。这些“重建”州的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化劳动纪律，并让工人留在种植园中。早在年11月，密西西比就通过了一系列所谓黑人法典，要求自由民签署劳工合同，并将自由行动定义为“流浪”。尽管联邦政府通过自由民局纠正了一些公然违反“自由劳工”的行为，但是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也认为，需要国家的强制力量将自由民转变为受薪工人。例如，路易斯安那的自由民局的一位助理专员在年7月指出，有必要“让每个地方的自由民被迫去工作，而且这样做时，他们都应当自由和自愿地签订合同”。这位助理专员和其他许多人完全没有想到自由地被迫是多么荒谬。事实上，没有受雇的自由民受到了强制劳动的威肋、。正如历史学家艾米·德鲁·斯坦利所称，北方人将这些“强制劳动合同’，合法化，作为帮助引导自由民走向自由的一种措施。同时，获得生计的其他途径，例如在公共上地上放牧、狩猎、捕鱼及采集水果和坚果的方法日益受到限制。
自由民要求以家庭为单位独立工作，并获得糊口的粮食。现在，种植园主无法单方面支配工作安排。不过，自由民仍然不能拥有上地。到年，双方都无法完全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因此，产生了一项社会妥协，非洲裔美国人的家庭在没有日常监督的情况下种植特定上地，从地主那里得到补给，然后用他们所种植的作物的一部分来支付给地主。这样的分配方式像野火一样在美国的棉花种植区扩散开来。而奴隶制时期流行的帮派劳动制度几乎消失了。
然而从许多方面来说，这只是一种空洞的胜利。新兴的土地所有制、劳动力制度和信贷供给机制使得美国南部的农民不得不种植棉花，而种植棉花会导致贫困。种植者和商人向农民提供后者需要的物资时，他们就会收取过高的利息。因此，在收获季节结束时，作物几乎不足以支付债务。例如，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利福勒县兰尼米德种植园，耕作者购买食物要支付25%的利息，购买衣服要支付35%的利息。反过来，商人和地主的高额债务迫使佃农种植越来越多的棉花，这是唯一可以随时赚钱的作物，尽管每包的收益在减少。信贷昂贵，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处于边缘地位，加之棉花价格下跌，在这样环境里经营农业，这些种植者眼见着自己的收入状况恶化。他们的命运和当时全球绝大多数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农民一样。
地主和农村耕种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与奴隶制下的有着根本不同，但到了19和20世纪之交，棉花种植者仍然生活在贫困中，没有什么权利，也没有政治声音。
年一位德国社会科学家观察到:“这些信贷对于从战争的影响中恢复至关重要，但是一旦陷入信贷体系，农民就被迫种植更多的棉花，这是因为商人只肯接受容易卖掉的作物为抵押。”由此许多白人农民失去了他们的农场，到年，有三分之一的人租用自己工作的土地。实际上，白人自耕农的资本主义转型使得他们与黑人分成作物的佃农更相似，越来越多的白人失去了他们曾经仅有的东西—上地和口粮作物。然而他们在作物方面转型对全球棉花经济而言特别重要。在美国内战之前，自耕农所出产的棉花占美国全部棉花的17%，到年这一比例增加到44%。
虽然白人自耕农和前奴隶种植了绝大多数的南方棉花，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种植者。一些种植者呼吁“开放德意志和中国移民”到南方，并在20世纪初，努力将意大利移民带入密西西比三角洲。少量的移民工人在路易斯安那的棉花种植园中为工资而工作，但他们从来不是劳动力的主要部分，因为在美国的其他地区还有更具吸引力的机会吸引着移民。劳动力中更重要的一个来源是租赁囚犯。例如，佐治亚州奥格尔索普县詹姆士·门罗·史密斯的2万英亩种植园，到年每年生产0包棉花，其余名工人中有许多是囚犯。史密斯一直头痛的问题是劳动力的招募，年他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他投资了第三监狱公司，这个公司在佐治亚州全州租借犯人。史密斯拥有公司四分之一，也就获得了公司四分之一的犯人。另外，史密斯还雇用地方监狱的罪犯。这些工人受到暴力对待，如果逃跑就会被射杀。史密斯对待犯人非常严厉，最终受到了国家调查。年一名读者写信给《卡特斯维尔日报》控诉他严厉鞭答犯人，指出有些囚犯遭到鞭打下，史密斯否认了这一指控。
尽管所有预测都与之相反，美国农村耕种者还是恢复了他们作为全球主要原棉生产者的地位。到年，他们的总产量己经超过了此前于年达到的最高纪录。到年，他们恢复了战前在英国的市场份额。到年，他们出口的棉花数量超过了年。到年，美国的佃农、家庭农民和种植园主生产的棉花是年的两倍，供应了81%的英国棉花市场，66%的法国市场，61%的德国市场。美国棉花种植的重建如此成功，世界各地的帝国官僚和资本家都将其视为模范。
在印度和其他地方，创建上地私人产权是另一个国家主导的项目。英国的棉产品制造商要求殖民地政府“管好殖民地事务”，要求建立新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因为他们认为旧的公有制度阻碍了“个人所有者的权利，让他们无法实施有效的耕种”。他们将上地私有产权视为增加棉花产量的先决条件。
由于土地上的私有财产遍布全球农村，上地所有者现在也可以承担缴纳税款的责任，并以现金支付，这反过来又鼓励了经济作物的生产。
放债人深深根植于农村之中，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向农民提供贷款。然而，他们深深植入在一种道德经济中，被迫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去帮助农民，而这一生命线在英国殖民主义正在建立的商业化程度更高的经济中日益消失了。虽然放债人可以获得一些财富，大地主也可以从资本的供应中受益(使他们能够专注于雇佣劳动力的经济作物)，但小上地所有者、佃农，特别是无地农业受薪工人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美国内战后，棉花价格持续下跌近30年，大批“现代化”农民陷入越来越绝望的境地;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死于19世纪90年代席卷印度棉花种植区的饥荒。
到19世纪末，世界上大部分棉花将由耕种者种植，他们用家庭劳力耕种自己的或租用的上地，但这些耕种者不是自给自足或为当地生产，而是由于新的都市资本的注入被吸纳进全球棉花市场的。佃农、作物留置权和控制着资本的强大当地商人将很快成为新常态，导致农村的劳动者不受奴役，但也不完全自由。世界各地的棉花种植者将深陷债务泥潭，容易受到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他们一般都很贫穷，受制于旨在让他们留在上地上的新的流浪法规和劳动合同。他们将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他们往往会受到非经济因素的胁迫。这种制度并非史无前例，但是现在，随着私人资本和国家在法律、行政和基础设施方面的进步，它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去打造全球棉花种植农村。
一位历史学家评论道，“地主的统治就是法律”，大庄园配备了穿制服的私人警察力量，借助监狱和对工人的“体罚”来执行劳动纪律。一些种植园甚至建造了—一个特制的“笼子……来惩罚惹麻烦的工人”。移民工人经常由驻扎在田野的武装警卫监督。国家协助执行劳动纪律，城镇颁布了“严格的流浪法，让那些工人在不工作的时候不能在市中心待着”。这种诉诸身体强迫手段的做法在世界棉花种植区十分普遍，在美国、秘鲁、埃及和其他地方都很重要。资本主义令人敬畏的进步不仅依赖各种各样的劳动制度，而且也依赖令人咋舌的暴力手段。
资本家和各国利用工业资本主义的工具改造全球棉花种植农村的新能力，使更多的棉花在利物浦、不来梅、勒阿弗尔、大阪和波士顿等港口以更低的价格销伟。劳动力、上地、资本和国家力量的重组如此成功，以至于利物浦的棉花价格不仅恢复到美国内战前的水平，而且进一步下跌。年，美国一磅棉花伟价24美分;年，价格降到了7美分，低于内战前的价格(当时大约11美分)。
欧洲棉花制造业的大规模扩张以及全球大部分农村地区越来越转向出口棉花种植，破坏了古代棉花制造业的稳定，并最终摧毁了古代棉花制造业，这给纺纱工、织工和农村种植者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埃及的情况相当相似。埃及曾经是一个粮食出口国，由于在美国内战期间对棉花的投入越来越大，开始依赖进口粮食作物。年夏天，埃及几乎所有的牛都死于疾病，一场粮食危机爆发，成千上万的埃及农民丧生。
年至年间，佃户或农民购买一定量的贝拉尔最重要的粮食作物——高粱——所需要的棉花数量翻了一番，到年又翻了一番。也许更重要的是，谷物对棉花的相对价格每年都发生巨大变化(20%甚至40%的变化都并不罕见)，给棉花种植者不稳定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正如印度的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成功地参与市场需要经济自主权以及承担风险和承受损失的能力。而贫穷且负债的农民两者都没有”。同时代人认为，这场危机至少部分是上地和劳动力从粮食作物转向棉花的结果。
年和19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棉花价格下跌，粮食价格上涨，许多棉花生产者无法获得粮食，贝拉尔和巴西东北部数百万农民遭遇了饥荒。专门种植棉花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就像19世纪70年代的饥荒那样，这不是因为粮食短缺(事实上，贝拉尔继续出口粮食)，而是因为最贫穷的农业劳动者无力购买急需的粮食。仅在印度，就有万到万人死于19世纪70年代末的饥荒。
年，深深卷入全球棉花经济的埃及变成了英国殖民地，减轻了制造商对“埃及不幸的局面”所导致的“最具破坏性影响”的担忧——即该国拖欠国际债务。对埃及的领上控制伴随着棉花农业的扩张。年，埃及棉花种植面积为,英亩，50年后种植面积达到1,,英亩。这种扩张的上地一部分来自于重新改造小麦田，另一部分则来自于灌溉以前的荒地，现在通过修建公路和铁路，这些土地可用于商业化农业生产。
由于无法再将非洲人贩卖到美洲做奴隶，欧洲人得出结论，认为鼓励或强迫他们在自己国内为世界市场种植农产品可能会有好处。年，非洲总共出口了23.15亿磅棉花，比内战前一年的美国略多一点。
价格保证、轧花设施、种子选择和市场控制都是向德国商人提供更多棉花的关键措施，但更重要的是迅速建设将棉花运往海岸地区的基础设施。卡洛韦和他的同事第一次到达多哥时，花了15天的时间，坐着当地工人拉的拖车来到洛美，然后返回。到年，当一条铁路把最重要的棉花区与海岸地区连接起来时，运输时间缩短到几个小时。
在所有这些措施中，殖民国家发挥了中心作用。事实上，价格、市场和基础设施是殖民政府创造的。而且，殖民国家的作用还有更多:通过向农村耕种者征税并规定可以以劳役形式付税款，国家迫使他们从事很多劳动，例如将棉花从托弗运到海岸，修建铁路，甚至为棉花开垦上地。通过改变农村耕种者作出决定的背景，国家希望改变他们的倾向，使得农民接受为世界市场生产棉花。
综合起来，塔斯基吉专家和殖民政府的努力非常有效。多哥的棉花出口从年的31,磅增加到年的,磅，在年增加到1,,磅。
德国殖民官员哀叹道:“与美国不同，这里的农民并不依赖棉花来维持温饱。他们总是有机会获得其他作物，而且需求非常低，可以在没有任何现金收入的情况下生活很久。”英国废奴主义者曾希望用“饥饿的恐惧”取代“鞭打的恐惧”，作为刺激殖民地人民为世界市场生产作物的动力，但在多哥，由于存在大量的替代性生计办法，这种恐惧并没有起到作用。此外，这种对全球市场的抵制具有惊人的持续力，因为德国人无法建立剥削性的信贷关系制度。
由于让农村耕种者负上债务的努力步履蹒姗，以及赤裸裸的上地征用超出了殖民当局的力量范围，其他形式的胁迫变得更具吸引力。虽然棉产品制造商卡尔·祖普夫推荐施加“轻微的压力”，当地殖民行政长官格奥尔格·施密特建议施加“强大的压力”，作为增加棉花产量的最佳方式。殖民主义者通过制定完全脱离世界市场价格的固定价格、迫使种植者以殖民政府严格规定的方式将棉花送往市场、消除中间人、强迫种植者接受某些棉花品种，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以武力从农民那里榨取劳动力，有计划地破坏市场。不仅仅道路、铁路和轧花厂是通过强迫劳动建造的，殖民当局还对棉花生产和原棉贸易的方式实行越来越严格的控制。当地政府官员监督棉花种植，努力确保定期除草，并确保及时收获。例如，到年，德国政府在整个棉花种植区设立了47个经批准的收购站，以确保棉花的销伟仅在政府的监视下进行;有时，士兵承担起购买棉花的任务。一年后，年1月，政府进一步命令每家轧花厂或商业公司只能派遣政府许可的购买者到市场去。他们还规定，卖方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好的和差的棉花分开出售。到年，关于如何处理棉花的规则得到进一步完善，现在包括对违反这些规则的当地耕种者的体罚。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力、暴力和胁迫在德国的棉花政策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事实上，在整个非洲，胁迫己成为获得棉花的越来越有力的手段。在科特迪瓦，农民被迫在当地殖民官员监督下在特别指定的田地种植棉花。在比属刚果，年棉花生产成为一种“义务”，农民被迫种植一定数量的棉花，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那些产量不足的人将受到惩罚。如果工作没有按预期进行，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包括鞭打。在法属苏丹，农民同样被迫种植棉花。莫桑比克农民面临“那些强迫人们生产棉花的政府代理人的……性虐待和殴打”。暴力压迫非常残酷，直到20世纪70年代，根据两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棉花一词仍然“几乎会让人自动想到受苦”。
然而，在多哥，所有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年棉花产量达到顶峰后，多哥在德国统治下从未生产过更多的棉花。其他殖民列强在非洲许多其他地方的经验也类似。
事实上，在美国内战之后，世界各地的棉花种植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己经边缘化—出现了一个新的全球外围势力，数百万农民、佃农、小农和农业劳动者辛勤劳动，以保持工业资本主义令人敬畏的进步，而他们自己却没有分享这些进步的成果。区域、国家，甚至整个大陆融入这种新的工业资本主义的特殊方式极大地加剧了全球不平等，并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巩固了这些不平等。
最急剧的是英国棉花制造业重要性的下降。年，世界上61%的机械纱锭都位于英国，但到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3%，到年下降到34%。由于工人为改善工作条件而奋斗，英国机器的运作时间也比其他地方的机器少。一般来说，这些机器也比较老旧，因此它们在全球产出中所占的份额甚至更小，到年仅为11%。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几年，英国工业遭受了“一场几乎无法减轻的灾难”。英国曾是世界工厂，棉花纺织品是其主要出口产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对亚洲最重要的市场的出口暴跌，对印度的出口比战前下降了46%，对荷属东印度群岛下降了55%，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59%。结果，英国工业开始痛苦地解体，不仅仅是在相对增长的世界经济中，最终也在实际损失中:年至年间，43%的英国织布机消失了，年至年间，41%的纱锭消失了，年至年间，棉花工人人数下降了45%。
在篡位者中，日本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这个国家只有0个纱锭在纺织棉花。到年，日本共有万个纱锭在运作，在全球纱锭中所占份额为4.3%，仅随德国(6.7%）、法国(6.2%)和俄国(4.6%)之后。到年，日本的纱锭数只有英国的6.7%，但到年，这个数字飘升至32%。它还是中国棉花产业的最大投资者，中国棉花产业从年的不到万锭迅迷发展到年的近万锭。印度处于类似的地位，尽管它的基础稍强，印度从年的万锭上升到年的近万锭。到了20世纪，亚洲棉花工业己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产业，世界棉花工业回到了它主要起源的地方。
虽然许多19世纪中叶的欧洲人己经说服自己相信，现代工业的奇迹之所以只属于他们，是由于欧洲的地方气候和地理、他们优越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甚至是由于他们的“种族”特征等不可改变的因素，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工业的地理上的变迁向任何不愿自欺欺人的人表明，把资本主义历史上某个特定时刻的特定全球地理状况当成本质的，只不过是在为全球不平等所做的自圆其说的辩护罢了。事实上，棉花帝国的历史证明他们错了。
尽管工作条件仍然湿热，工作时间又长，工作又艰苦，但棉花工人采取激进、大规模和有纪律的集体行动，迫使雇主让出部分产业生产力提高时所获得的利润。
动员棉花工人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成功地改善了当地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总体而言，这些北大西洋国家的工人减少了工作时间，改善了工作条件，提高了工资，并赢得了政治影响力—通常是在日益强大的国家的默许下，这些国家首先关心社会稳定，并受到在政治上动员起来、有时还获得了选举权的工人的压力。工资在国民经济中大致趋同的倾向使这一趋势更为严重，这使得组织较差的棉花工人能够受益于其他工人群体的集体动员行动。
因此，西欧、北欧和美国东北部的工人工作时间越来越少。
到年，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有英国工人的10.8%，美国工人的6.1%，而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儿乎是新英格兰工人的两倍—两者分别为小时和0小时。
尽管欧洲和新英格兰的棉产品制造商拼命地努力保住他们在全球棉花帝国中的崇高地位，但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是一股强大的反作用力量。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的国家化带来的机会和限制，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为世界上劳动力成本较低、受国家管制较少的地区的制造业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因此，20世纪全球南方欢迎世界棉花工业回归，扭转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背离的势头。起初，这一回归的态势几乎是不可见的，直到年，它只是地平线上的一个闪烁，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它己成为广泛辩论的对象。
大约在同一时间，马萨诸塞州州长詹姆斯·迈克尔·柯利准确预测到，如果没有联邦大规模干预，新英格兰棉花将面临产业的彻底毁灭。年，当地工业代表策划了一场“购买美国产品”的运动，以削弱日本进口的威胁。柯利会见了棉产品制造商，他们提出了削减马萨诸塞州工资的计划，以缩小美国南方和北方之间巨大的工资差距。尽管有这些抗议，北大西洋棉花的时代也己经结束，它自诩的生产力和国家赞助都无法与巨大的工资差距和全球南方新兴民族国家相提并论。
棉花工业大规模迁往美国南方始于数十年前，以年亚特兰大国际棉花博览会为起点。在那里，棉花机械被卖给了“博览会棉纺厂”，而这些博览会棉纺厂后来实际上成了运转正常的棉纺厂。由于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地方及地区政府的支持，新兴的地方制造商在短期内又开设了更多的工厂。根据一份行业出版物的说法，宽松的劳动法、低税收、低工资以及没有工会，使得美国南方对棉产品制造商来说很有吸引力，“在那里，劳动鼓动者没有这样的权力，制造商也不会被新的烦人的限制措施所骚扰”。因此，年至年期间，马萨诸塞州有大约93家棉纺厂关门;仅年之后的六年里，马萨诸塞州的棉纺织业从业者就减少了40%。在福尔里弗，年后的十年里，该市一半的棉纺厂消失了。
年马萨诸塞州劳动和工业部的一项研究显示，马萨诸塞州棉纺厂工人的平均小时工资为41美分，而北卡罗来纳州为29美分，佐治亚州为24美分，南卡罗来纳州为23美分，亚拉巴马州仅为21美分。
由于意识到成本上升和利润下降，欧洲的棉花资本家也寻求转移到工资成本较低的地方。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效仿美国的模式，因为其他工业国家的内部都没有这种不均衡的地区状况，也没有奴隶制的遗留问题。不过，英国也有一些试探性的投资，比如在印度。
埃及的故事向全球南方的资本所有者表明，他们需要建立一个支持其国内工业化项目的国家，在殖民主义条件下，这种国家是无法建立的。印度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说明这点。表面上看来，印度享有棉花工业化成功的所有先决条件—市场、技术获得、熟练劳动力、低工资和资本丰富的商人。甚至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统治着印度。战胜相互竟争的精英也证明并不十分困难。尽管如此，在外国殖民势力的主导下，印度实业家在塑造他们如此迫切需要的国家时，面临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些障碍最终将使他们陷入反殖民斗争，尽管斗争取得了成功，但也将削弱他们对工人和农民的主宰优势。
年以后中国棉花生产的增长确实是世界上最快的。从全球来看，年到年间，锭子数量增长了14%，但在中国，锭子数量激增了%，是同期全球增速的20倍。以年为基准年，到年，中国的锭子数增加到%，日本增加到%，印度增加到%，美国增加到%，而俄国下降为99%，英国下降到99%，德国下降到97%。机械化织机的情况也是如此，年至年间，中国的机械织机数量增加到了3倍多，日本增加到了近3倍，但英国略有下降。
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棉纱制造业在国内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到年，中国棉花出口量超过了进口量。年，中国在棉纱和棉纺织品上再一次自给自足:年，中国98.1%的纱线仍然是手工纺纱的，但到年，只有16.3%的纱线是手工纺纱的，而儿乎所有的纱线都来自国内工厂。棉花己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作家施宗树说:“上海正在迅速成为远东的曼彻斯特。”
直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者呼吁抵制日货，然后在年后，中国恢复了年即失去的关税自主权，中国的工业家才开始有效地竟争。
年，第一家日资工厂在上海开业，其劳动力成本仅为日本的一半。中国工人缺乏日本工人逐渐开始拥有的家长式福利。这种投资使日资棉纺厂成为中国棉花行业增长最快的部分，到年，中国纺纱业的近一半生产能力来自外资工厂，其中绝大多数是日资工厂。
更确切地说，去殖民化本身——并不仅仅是由于全球南方资本家的政治力量，而是因为民族主义运动能够利用大量新动员起来的农民和工人的力量。事实上，去殖民化几乎总是依赖大规模动员，因此，前殖民世界的民族国家的建设与一个半世纪前欧洲和北美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大为不同。
但是，资本家在创造有利于民族资本利益的国家的斗争中一直依赖工人和农民，这从长远来看削弱了这些资本家。
事实上，在整个全球南方，除了加入工会和参加大规模罢工运动之外，棉花工人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社会斗争和国家斗争往往合并在一起。例如，埃及大迈哈莱巨大的埃及纺织公司的2.5万名工人中的一些在争取埃及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年和年，成千上万的棉花工人在各地举行罢工，要求改善就业条件，并要求英国军队撤出埃及。
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工业家才开始摆脱对特定国家的长期依赖。资本家长期依赖强大的国家来推行自己的工业资本主义计划，现在开始克服他们最大的弱点—资本的属地化。正是在这个时候，棉花帝国形成了今天的样子。
到年，欧洲对棉花帝国的统治结束了。到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只能占全球棉布出口的2.8%，而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占据着决定性的主导地位。英国纺纱厂曾经有60多万工人在工作，现只剩下3万人。以前的棉花城镇崩溃了，好几代靠纺纱和织布维持家庭生计的工人失业。年，长久以来一直坚定拥护自由贸易的曼彻斯特商会改变了自己的路线，宣布英国棉花产业需要保护，这明显是在宣告失败，虽然只是无心之举。
美国仍有2.5万名高度资本化的棉农，大部分在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他们种植的棉花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竟争力，因此他们必须获得数额巨大的联邦补贴才能继续种植，这些补贴在某些年份相当于贝宁(巧合的是这是另一个重要的棉花种植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今天，中国的工厂拥有世界上近一半的纱锭和织机，消耗世界原棉产量的43%(亚洲占82.2%，而北美和西欧仅分别使用全球棉花产量的4.2%和0.7%。多年后，全球棉花的大部分使用再次集中在年以前的棉花产业中心地带。
新的转基因棉花作物的出现，成倍加重了许多农民的负担。这些植物的种子购买和维护成本更高，但它们的产量也高得多，从而在推高成本的同时压低棉花价格。例如，许多塔吉克棉农陷入债务循环，被迫生产棉花，就像一个世纪前印度和美国南方的棉农一样。事实上，棉花种植者仍然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5年，在印度，在经历了一个雨水不足和作物歉收的季节之后，数以百计种植转基因棉花而负债累累的农民喝下杀虫剂自杀，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
21世纪初的世界和18世纪80年代工业革命前的世界为数不多在地理上一致的地方是亚洲在棉花世界的重新崛起。棉花的种植以及纱线和布料的生产继续向亚洲转移，这一过程始于20世纪20年代。
沃尔玛、麦德龙和家乐福等大型零伟商取代了制造商或棉花商或布商，开始主导连接承包商、分包商、农民、工厂和血汗工厂的商品链。制造商不再把他们的产品“推向”消费者;相反，产品被零伟商“拉”过大洋，并使制造商、承包商和工人相互竟争，来保证最快的迷度和最低的成本。
商人的再次崛起，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以零伟商和品牌服装销售商的形式再次扮演关键角色，是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当然，在某些方面，他们的权力让人想起19世纪上半叶商人的重要性。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棉花帝国的核心角色一直是与制造商联合起来的国家。各国在改造全球棉花种植农村的大项目中走在前列，并在这一过程中为民族制造商，以及在谨慎的限度内为组织起来的纺织工人发挥了中心作用。
在美国，巨额补贴使棉农继续经营:1年，美国政府向棉农支付了创纪录的40亿美元补贴，这一成本超过了这些棉花市场价值的30%。换句话说，这些补贴相当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当年支付给整个非洲的款项的3倍，而非洲的棉花生产成本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事实上，巴西在2年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提起诉讼，指控政府的棉花补贴违反了其以前的贸易承诺。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美国政府现在每年花费1.亿美元支持巴西棉花经济。欧盟也以类似的方式在西班牙和希腊生产自己的少部分棉花，补贴相当于世界棉花价格的%到%。因此，这些得到高度补贴的棉花被倾销到世界市场，降低了非洲和其他地方竟争更激烈的棉花种植者的价格。
今天的棉花帝国依然和过去年一样，跨越巨大的地理距离，将种植者、贸易商、纺织商、制造商和消费者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安排中联系在一起。这种根本性的创新，即跨越空间的联系，最初是在战争资本主义的罪恶的熔炉中将奴隶制和雇佣劳动联系起来而形成的，此后一直是棉花帝国的核心。然而，这些联系的地理位置发生了根本变化。曾经是棉花帝国中心的节点(例如兰开夏郡)己经被边缘化，而以前不重要的节点，特别是中国，己经成了它的核心。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各种劳动制度、各种资本和政体的不断转换重组。随着资本家寻找越来越便宜的劳动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更大的市场，他们以越来越新的方式结合和重组世界上的工人和消费者、世界上的上地及原材料。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集体行动(或缺乏集体行动)以及国家的政策(或缺乏政策)都非常重要。
从18世纪的巴林家族到当今全球零售商的巨头，资本家建立了许多联系，创造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世界。然而，对这一历史的探索表明，资本家和国家是齐头并进的，各自促进了对方的崛起。在我们这个充斥着各种商标的世界里，很容易假定今天的大公司完全依靠自己生存。然而，这种简化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即在历史上，资本家最大的力量来源是他们依赖异常强大的国家的能力—同时，在资本主义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资本家最大的弱点也是对国家的依赖。正是这种依赖使得工人有机会改善自己的劳动条件。我们现在知道，资本日益从特定民族国家中解放出来对世界范围的工人产生了巨大的后果。
棉花帝国的不断改组，从地理位置到劳动制度，都指向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不断适应的能力。一次又一次，帝国的一部分似乎无法克服的危机在其他地方产生了反应;资本主义既要求也创造了一种永久的革命状态。
贝宁的棉花种植者每天挣1美元或更少，而美国棉花种植业者在年至年期间一共获得了多亿美元的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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