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年持久的“克罗地亚危机”的最致命后果，是它给予了铁托和卡德尔打倒塞尔维亚党的新自由主义领导层的机会，自由主义的塞尔维亚与其他来自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的自由派联盟联合，巩固了关于市场机制的改革，在后来，自由主义者脱离塞尔维亚，新《宪法》也被确立起来了。
在铁托时代，—年时期为南斯拉夫提供了一个转向华盛顿的最后机会。塞尔维亚的党拥有领导这种转变的最佳机会。铁托决心替换彼得斯坦博利奇和其他党领导人，他们未能阻止年6月贝尔格莱德学生示威的爆发。然而，斯坦博利奇和他的盟友们强大得足以指派他们的继承人。铁托费力地使不情愿的马尔科尼凯齐奇放弃其喜欢的外交部长职位，在塞尔维亚的党代表大会上去击败塞尔维亚主席的更保守候选人。尼凯齐奇出生于年，其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黑山人。作为一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商人，其父亲曾经在国外旅行。作为一个初露头角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尼凯齐奇在“巴黎左岸”度过20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时期。他在外交部迅速升至驻美大使的职位，然后到年成为外交部长，这也使他置身于罢免兰科维奇的国内斗争之外。一个拥有学历的年轻自由主义者洛廷卡佩罗维奇赢得了另一个主要职位——书记。她也没有卷入兰科维奇事件，并且兰科维奇的以前盟友也赞成她的登位。
塞尔维亚的自由主义者提出五个目标为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塞尔维亚、解除塞尔维亚的南斯拉夫主义和自私自利的“稳定因素”、支持“专家治国论者、与其他共和国协作而不是与其他共和国对抗。尼凯齐奇以后的想法间接表明后四项目标是真正的承诺。他断言，“如果这一意识继续，即塞尔维亚人是南斯拉夫的基础，那么我们在这个国家内不能期望统一……如果南斯拉夫是必要的，那么南斯拉夫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必要的，而不仅仅是对塞尔维亚人而言。”至于自我管理，他承认自我管理更多是一种“文化革命……自我管理未被创设去削弱政治权力，而是去加强政治权力”。它也违背了对更开放和现代化的企业进行管理的需要。
铁托在年10月使尼凯齐奇及其盟友们离开塞尔维亚领导层。一旦年11月的萨格勒布学生拒绝上课最终说服铁托去将克罗地亚的自由主义领导人免职，那么铁托也可以利用种族平衡的借口去将所有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免职。年12月，在铁托的卡拉卓尔杰狩猎小屋进行的著名摊牌期间，铁托要求特里帕洛.达布塞维奇-库査尔和佩罗皮尔克组成的克罗地亚三人领导小组辞职。他们抗拒了一个星期，但是随后遵从了铁托的意愿。随后超过名成员从克罗地亚的基层党组织中被清洗岀去，他们中90%是克罗地亚人。然而，一系列的特殊不满也鼓励铁托去免除那些支持保守派的塞尔维亚领导人的职务，这些保守派有讽刺意味地亲近兰科维奇。
铁托过去对尼凯齐奇的不满始于尼凯齐奇作为外交部长在年“六日战争”之后反对南斯拉夫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作为塞尔维亚的党主席，尼凯齐奇后来在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中支持米亚尔科托多罗维奇，反对卡德尔提倡依赖市场机制。尼凯齐奇也拒绝了铁托的直接要求，即把塞尔维亚党的一个职位髙的同事免职，并且尼凯齐奇对—年获得通过的许多去中央化的《改正案》提出异议。最重要的是，尼凯齐奇抵制克罗地亚人在卡拉卓尔杰的被迫辞职和党中央机关的随后重建。
尼凯齐奇在塞尔维亚内部面临多少反对也是有争议的。在最高领导层的80名成员中，只有8个人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一次声讨他的会议上批判他。铁托亲自主持这次会议，并且当绝大多数人公然反抗他时突然宣布休会。虽然缺乏相应的证据，但是塞尔维亚党统治集团的下级官员可能从一开始就支持铁托。总之，他们无从抗拒铁托。到10月，铁托精心安排了尼凯齐奇和佩罗维奇的辞职，然后用不知名的软弱人物代替他们。到年，与克罗地亚相同数量的塞尔维亚的党的官员正好超过人已经辞职、被开除或被代替。
同样的清洗也延伸到马其顿和斯洛文尼亚。卡德尔批评了斯洛文尼亚的党领导人斯塔内卡夫契奇，因为卡夫契奇没有认识到欣然接受市场经济的后果将意味着对西方的“政治依赖”。其他人竟然称卡夫契奇为“亲巴伐利亚人”，不管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但是卡夫契奇的真正罪孽是有国内独立的倾向。确实，在年成为领导人时，他就开始鼓吹推行中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下这些行为注定了他的免职。他的这些行为就是：年他提名一位不同于共产主义选择的联邦总统职位候选人，继之他又拒绝接受在贝尔格莱德的一个联邦职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没有发生任何强加的变化。在那里，该党领导层几乎不能被称为“自由主义者”。到年末，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联盟的其他地方领导人都已经消失。
党的领导人现在不受该联盟的拘束，希望在地方、共和国或联邦一级保持或重建无可争议权威。他们与铁托和卡德尔一起准备了另一部《宪法》。自从年被通过，以前的《宪法》到年时已经被改正19次。年3月更多的一揽子改正案21个缩小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其主要方式是：允许个别共和国去控制其外汇收入、或在联邦政府能够将这些社会计划聚集在一起之前裁决其社会计划。当铁托仍然支持克罗地亚党的三人领导小组时，这样的让步到来了。-年清洗之后出现的克罗地亚新领导层现在面临一种复杂的机制，卡德尔希望通过这种机制去限制他们的权力和联邦政府的权力。
在年夏季，正当78岁的铁托同意批准一种集体的政府机构之时，卡德尔的最后宪法委员会开始其质询。该委员会后来的建议揭示了这种倾向，这种倾向就是在该新《宪法》中，—年的那些改正案将被首先考虑。铁托仍然是该共和国的总统，并且成为该政府机构的主席。该政府机构的23名成员不久被削减到14名，每个共和国有2名代表，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这两个自治省各有1名代表。它们的工作人员也在一种共和国或省的基础上选择，只有联邦执行委员会豁免于种族平衡的“关键”制度，这种制度从年适用于民事或军事的所有高级联邦职位。直到他们被罢免，克罗地亚领导层一直迫切要求在所有共和国政府机构中的否决权。为什么他们被罢免了，而卡德尔仍然接受在要求一种一致表决的和解或调整中的事实上的否决权呢？塞尔维亚的法律学家约万乔尔捷维奇称这样的全体一致为一种“不正当的否决权”。卡德尔抱定决心要从联邦和各共和国政府中砍掉足够的权力，以便这一条款将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当这一条款后来也波及党的决定时，虽然铁托已经确定它不应当如此，但是它还是非常关键。同时，这个新政府机构的责任与制订中央政府政策的一个相关机构的责任重叠，这一相关机构即联邦执行委员会。
年《改正案》也在联邦执行委员会内创立了五个跨共和国委员会。这些跨共和国委员会制定共同政策的责任也有取代联邦执行委员会和联邦议会职权的预兆。这些跨共和国委员会应当精确处理经济政策和对市场一体化最至关紧要的领域的问题，即区域均衡发展、货币政策、外贸和硬通货、市场机制和金融监管。这些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防止年12月的“克罗地亚危机”。尽管存在这一失败，但是它们解决了超过90%的提交给它们的问题，直到两年以后它们走下坡路。应当强调，它的成员投票是根据他们所代表的各共和国或各省的严格指令，同样的邦联程序适用于南斯拉夫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各共和国和各省的议院会议的代表。这些委员会在协商各共和国之间工作协作方面的完全成功，使该联邦的立法过程和这些代表们似乎无关紧要，不管是推选的还是委派的代表。
卡德尔及其立宪委员会认为，他们准备的《宪法》到年应当减少某些邦联要素，并且也应当简化了已成为南斯拉夫政府的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复合物。他们也决心重新干预作为一个整体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职能，这将防止类似年底那样的另一次危机。史蒂文伯格把他们的工作称为“寻找一个制订规章的方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解决冲突的方案。他们在党的中央控制和共和国自治之间的妥协，使联邦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避免了种族和谐的要求。这把仍在铁托的全面指挥之下的武装部队的惟一权威给予了该政府机构的三人军事委员会，三人军事委员会包括南斯拉夫人民军参谋长。同时，各共和国获得正式授权去保持在国外的经济关系协调委员会作为其商会的扩展。在年之后，这些经济关系协调委员会迅速出现。许多共和国现在试图篡夺联邦外交部的那些职责。另外，那两个自治省成为实质上的共和国，它们仅缺乏公民权和脱离联邦的权利。
在年2月被提交批准的《宪法》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宪法》。该《宪法》有项条款，超过印度宪法。卡德尔确实已经简化立法机构，把联邦议院的数量从5个减少到2个，但是他也创立了这个20世纪最复杂的选举制度。几乎没有南斯拉夫人曾经完全理解该选举制度，或感到在该选举制度之下他们获得了任何真正的代表。这两个议院中更小的议院也是更有势力的。影响共和国利益的法规必须和谐一致，获得所有8个系列代表的一致同意而不是通过多数裁定原则。因此，联邦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大多数重要措施降临到这个新的、拥有88个成员的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议院头上。6个共和国议会各派出12名代表到该议院，那两个自治省议会各派出8名代表到该议院。每个代表系列在其本国议会的指导下投票。8个选区中最小的选区要求引进允许科索沃或伏伊伏丁那独立的一种措施。同样的地区方案也适用于有名议员的更大的联邦议院，每个共和国拥有30个席位，每个省拥有20个席位。作出多数决定的权利反映其审议的相对无足轻重。但是由各阶层代表进行的议员间接选举削弱了这两个议院的公众存在。从上到下，对议院和集体性政府机构中的共和国和省代表的一致同意的要求，证明是《年宪法》的主要政治弱点。
从下到上，选举代表的新程序造成最大的损害。年4月开始的三轮选举选出代表1.2万个地方社区和6万个工作单位的总数惊人的82万名代表。这些代表团在代表劳工、地方政府和社会政治利益的个社区理事会之间分配，10个以上代表团投票赞成党、工会和社会主义者联盟的代表去选择第二层次的代表团，这些第二层次的代表团将选举共和国和省一级的3个类似理事会。三轮选举选出的那些议会最终任命现在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的理事会代表。卡德尔声称该代表团制度依靠一种“授权制”去遵循自下而上的更大团体的指令，从而防止专职政客操纵政治进程。事实上，该党下一个最高级的干部委员会在选举这些代表团中没有求助于卡德尔从未期待的公开政治竞争。与其前任相比，代表们通常更年轻并且缺乏经验。供职时，他们也被要求继续其固定工作。这种要求阻止了最积极的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参与。据拉斯洛塞凯利所说，“通过非正式的、非选举产生的、非制度化的和无法控制的地方寡头政治，整个计划实际上意味着对选举程序的绝对控制”。
这些自幕后出现的代表们几乎完全是党员，但对已经选举出最初82万名代表的投票民众而言也是匿名的。与集体性政府机构的日益不知名的成员相比，这些代表变得更加不令人瞩目。在10年中，特别在电视和电影正在使公众人物更可识别的情况下，南斯拉夫公众抛弃了铁托元帅。例如，当集体性政府机构的其他成员出现在主要城市的电影银幕上时，观众们放声大笑，并且公开交流关于这些可能是匿名人物的笑话。在这种新制度中铁托看到共产主义统治合法性的危险。
结语：在克罗地亚危机之后，塞尔维亚内部的争议一直不断，直到后来一些自由主义者脱离了塞尔维亚，各邦联机构开始寻找一个更合适的方案，准备重新准备一部新《宪法》，在这种情况下，新《宪法》也被确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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