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那是有条件的自由。每当路易斯从看门人手里接到一个信封，他就会想起何塞·圣马丁那张熟悉的脸，再次领悟到“穿越那座桥”①的含义。圣马丁、里瓦达维亚，这些人名同时还是街道和事物的映像。六千五百公里以外的里瓦达维亚，自家的大宅，妈妈，圣马丁·科连特斯咖啡馆——平日朋友们等候他的据点，还有那里带着淡淡蓖麻油味道的马萨克朗咖啡。他拿着信封，说过“谢谢，杜兰德女士”后走到街上的那一刻起，他便与前一天、与此前的所有日子都变得不一样了。妈妈的每一封信(即便在刚发生的这个荒谬的错误前)都会突然改变路易斯的生活，让他像皮球一样以猛烈反弹之势回到过去。甚至在他刚读的那封信到来之前——现在他在公共汽车上又看了一遍，却还无法让自己相信——妈妈的来信永远使时光倒流，在路易斯一直所向往、经历和追求的事物秩序中——他在生活中“穿”着这个秩序，正如他“穿”着劳拉、巴黎——妈妈的信是个细小而无害的插曲。新到的每封信都暗示着他的自由将在短时期内被强势地征服，他的新生活像羊毛线圈(别人称此为他的生活)一样被剪刀无情地剪断，他不再为自己辩护，他失去了重心；当公共汽车驶过黎塞留大街时，他如街道尽头一般消失了踪影。所剩的不过是一丁点可怜的有条件的自由，以及对他生活方式的嘲笑——他的生活方式就像一个写在括号内的词语，即便与主词隔绝，却一直是主词的解释和证明。他心神不定，认为必须马上回信，好比重新把门关上。
那天早上是收到妈妈来信的许多早上中的一个。他和劳拉很少谈及过往，几乎不谈弗洛瑞斯大宅的事。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念及布宜诺斯艾利斯。应该说他试图避开那些名字(已经避开那些人好一段时间了，但他们那实实在在的幻影，也就是那些名字依然冥顽不宁)。有一天，他终于鼓起勇气跟劳拉说：“要是能像对待信稿一样撕碎和抛弃过去就好了。但它永远留在那里，成为那誊清的信里的污点，让我觉得那就是真实的将来。”而事实上，他们为什么不曾说起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住着他的家人，那里的朋友还时不时给他寄来写满亲昵字句的明信片。那些《国家报》的影印页上印着许多热情的女士写的十六行诗，他读过后却感觉不知有何用。他还时不时收到关于内阁危机，某位发怒的上校，某个很棒的拳击手的报道。但为什么没有给劳拉的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消息呢？不过，劳拉也不曾返回过旧日的时光，只在偶尔的对话中，尤其是妈妈的信到来之时，扔落一个名字或一个图像——它们就如停止了流通的货币，来自河流遥远对岸的一个腐朽世界。“哎，天热得让人烦透了，”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工人说道。“要知道什么是热，”路易斯想，“应该在二月的下午到五月大道，到莱纳的小巷里走走看。”他再次从信封里拿出信时，已不抱任何幻想：那段话就在那里，白纸黑字。尽管荒谬不已，但它就在那里。这件突如其来的事让他仿佛后颈遭到了猛然一击，而他的第一反应则是一如既往的防御。劳拉不该看到妈妈的信。无论那个错误多么荒谬——搞错了名字(妈妈本想写“维克多”的，但写了“尼科”)，劳拉还是会伤心的，那样就太犯傻了。丢信的事时有发生；说不定这封信掉到海底了呢。现在最好把它扔到办公室的马桶里，几天后劳拉大概会感到疑惑：“真奇怪，你母亲的信还没到。”她从来不说“你妈妈”，也许是她童年就失去了妈妈的缘故。于是他会答道：“确实，真奇怪。我今天就给她写几句话。”然后把信寄出去，并为妈妈的沉默感到惊奇。生活一切照常，白天到办公室，晚上去电影院，劳拉保持着一贯的平静、善良和体贴他的需要。在雷恩大街下车的时候，他突然问自己(这不是问句，但该用什么别的方式表达呢)为什么不给劳拉看妈妈的信。并非因为她、因为她可能感觉到的东西。他不在乎若然掩盖事实，她可能会感觉到什么吗？(他不在乎若然掩盖事实，她可能会感觉到什么吗？)不，他一点也不在乎。(他不在乎？)但首先发生的事实——假设其后还有别的事实，或者说即时发生的事实是，他在乎劳拉的表情，劳拉的态度。当然了，他在乎是为了自己，是因为担心劳拉对妈妈的信件的在意可能对他造成的影响。她的目光必然会落在尼科的名字上一会儿，他知道劳拉的下巴会微微颤抖，然后说“但这多奇怪啊……你母亲一定是有什么不对劲了吧？”他很清楚劳拉只是忍着没有尖叫，免得失措地以双手掩住那因哭喊以及见到尼科名字后颤抖的嘴巴而导致扭曲的脸。在他担任设计师的广告公司里，他重读了那封信，那是妈妈众多来信中的一封，除了写错名字的那段以外，整封信并无异常。他想，要是擦不掉那个词、把尼科改成维克多，那么就干脆以真相取代错误，把信拿回家给劳拉看。劳拉对妈妈的来信总是很感兴趣，尽管从难以言喻的迹象可以看出来信并不是写给她的。妈妈的信是写给他的；只是在信的结尾，有时是中间，插入对劳拉非常亲昵的问候。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兴致勃勃地读那些信，仔细斟酌那些因为妈妈的风湿和近视而写得歪歪扭扭的词句。“我在吃散利痛，另外医生还给我开了一些水杨酸②。”那些来信会在绘图桌上放两三天；路易斯总是想回信后就马上把它们扔掉，但劳拉会反复拿来读，女人都喜欢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从这头看到那头，仿佛每次重读都能发掘出一层新意。妈妈的来信都很简短，谈谈国内的新闻，按照国家官方报道的顺序一则接着一则地复述(实际上他已从姗姗来迟的《世界报》电报中得知那些新闻)。甚至可以认为妈妈的来信总是一样的，简洁而平淡，没什么有趣的内容。妈妈最好的一点是不曾沉湎于儿子儿媳不在身边的伤感中，也没有因为尼科的去世而一蹶不振——尽管一开始她痛苦得大哭大叫，以泪洗面。他们在巴黎的两年间，妈妈从来没有在来信中提过尼科。劳拉同样也从不提及他。她们俩都不曾提起尼科的名字，至此他去世已经两年多了。在来信中间突然提起他，这简直是个震撼性事件。尼科的名字突然在句子里出现，首字母N被拉长且笔划颤抖，末字母O带着拐弯的尾巴，这已经够糟糕的了；更坏的是，他的名字出现在一个无法理解的荒诞句子中，这无疑是衰老的预兆。妈妈突然失去了时间的概念，以为……那段话出现在她说收到劳拉来信之后。在画上那个微弱的句点以后——那蓝色墨水是在街区超市买的，她突然写道：“今天早上尼科问起你们。”而其余的话题则与平常无异：关于健康，说到表妹马蒂尔德摔了一跤导致锁骨脱臼，还有小狗们都很好。但尼科向他们问好了。事实上，把尼科换成维克多是轻而易举的事，很明显是维克多向他们问了好。表弟维克多总是那么体贴。维克多比尼科多了两个字母，但用橡皮和巧手就能把那名字改掉。维克多到家里探望妈妈时，问起了不在家的人，这是多么的合情合理。午饭回来后，路易斯把信原封不动地塞进口袋。他仍然打算不让劳拉知道任何事情，此时她正面带友善的笑容等他回家，她的脸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相比，轮廓似乎模糊了些许，仿佛巴黎的灰色空气抹去了她脸上的气色和轮廓。他们来巴黎生活两年多了，尼科去世后不到两个月，他们就离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但实际上路易斯从与劳拉结婚的那天起，就觉得自己不再存在。那天下午，在与当时已抱恙的尼科谈话过后，他就发誓要逃离阿根廷，逃离弗洛雷斯大宅，还有妈妈、小狗和他的弟弟(那时他已经生病了)。在那几个月里，身边的人都围着他转，那就像一场舞蹈。尼科、劳拉、妈妈、小狗们、花园。他立的誓是对这一切所作的极端表态，好比打碎舞池上的瓶子，用玻璃碎片来中断这场舞蹈。那段日子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极端的：他的婚礼，他的出走——未为妈妈作半点考虑就贸然离开，抛下了所有社会责任，弃朋友们于诧异和幻灭中。然而他并不在乎，他甚至对劳拉的那些反抗的迹象也毫不在意。妈妈孤身一人住在大宅里，伴随她的只有几只小狗和那些药瓶，还有那些依旧挂在衣橱里的尼科的衣服。就让她好好地待着，其他人都见鬼去吧。妈妈似乎想开了，她不再为尼科哭泣，又像往常一样在家里走来走去。她复原了，带着老者面对死亡的冷漠和干脆。但路易斯不愿回忆起离别的那天下午，手提箱、在门外等候的出租车、承载了整个童年的房子、尼科与他玩过打仗的花园、那两只冷漠而笨拙的小狗。现在他能够忘掉那一切了。每天他去公司，画广告图纸，回家吃饭，喝一杯劳拉微笑着端来的咖啡。他们经常去电影院，到森林里，他们对巴黎越来越熟悉了。他们的运气不错，生活出奇地顺利，工作驾轻就熟，有一套体面的公寓，能看到最棒的电影。然后妈妈来信了。他并不讨厌妈妈的信；要是没有那些信，他将会感到自由以一种难以承受的重量压在他身上。妈妈的来信向他传达了默默的谅解(但没什么需要原谅的)，从可延伸之处延续那座桥梁。每封信都让他对妈妈的健康感到安心或担忧，让他想起家里的经济状况，想起一种秩序的凝滞。同时他讨厌那个秩序。同时他讨厌那个秩序，这是因为劳拉，因为劳拉在巴黎，而妈妈的信仿佛是那个秩序的同谋，把劳拉定义为外人；但他已经抛弃了那个秩序，就在那天晚上，他在花园里再次听见尼科那低沉到微弱的咳嗽声以后。不，他绝不给她看那封信。把名字换掉是卑鄙的，而让劳拉读到妈妈的那句话又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妈妈的那个荒诞的笔误，一时犯下的糊涂——他仿佛看到妈妈正在与一支老旧的钢笔、一张放歪了的信纸和那模糊的视力较劲——必然会像一颗生命力强大的种子，在劳拉的心里生根发芽。最好还是把信扔掉吧(就在那天下午扔掉了)，晚上和劳拉去看电影，尽快把维克多向他们问好的事忘掉。就算实际上是维克多——这个教养良好的表弟，也要把维克多问候他们的事忘掉。邪恶的汤姆躲了起来，一面舔着自己的身体，一面等待杰利掉进陷阱。然而杰利没有上当，汤姆却遭遇了一连串的倒霉事件③。电影结束后，路易斯买了冰淇淋，他们边吃边心不在焉地看那些五颜六色的广告。电影开始时，劳拉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手松开了路易斯的胳膊。他再次感到了她的疏远，他不能确定两人在一起看的东西，在各自的眼里是否仍是一样的，尽管过后他们还会在路上或床上讨论这部电影。他怀疑(这不是问句，但该用什么别的方式表达呢)尼科追求劳拉的时候，两人在电影院约会时是否也曾经如此疏离过。也许他们一起到过弗洛雷斯的所有电影院，拉瓦列街那一整条呆板的林荫道，狮子，敲锣的运动员，卡门·德·皮尼略斯写的卡斯蒂利亚语字幕，这部电影的人物都是虚构的，所有关系……杰利成功摆脱汤姆以后，该轮到芭芭拉·斯坦威克④或泰隆·鲍华⑤出场了，于是尼科的手缓缓地放到了劳拉的大腿上(可怜的尼科，瞧他那羞涩的样子，那副男朋友的模样)，然后两人感到了愧疚，天知道因为什么。路易斯相信他们并没有犯什么确切的错误；尽管路易斯没有得到最令他痛快的证据，但劳拉对尼科迅速的疏离足以让他看到两人的关系纯粹是街坊、邻里、文化和休闲圈子里的人——他们是弗洛雷斯的开心果——所编排的幻象。以至某天晚上路易斯心血来潮到了尼科常去的舞厅，他作为兄弟的巧合现身就足以打破了这个幻象。或许正因为如此，因为开始的轻易，余下的一切都出乎意料地艰辛和苦涩。但现在她不愿回想起这些，这出戏以尼科柔弱的溃败而告终了，他忧伤地处于肺结核导致的死亡的庇护下。奇怪的是劳拉从来不提起他的名字，因此路易斯也从不提起他，尼科甚至连一个故人，一个去世的小叔，妈妈的一个儿子也算不上。这一开始让他感到某种程度的轻松——在经历了混乱的相互责骂、妈妈的大哭大叫、艾米里奥叔叔和维克多表弟(今天上午维克多问候你们了)愚蠢的干涉、仓促的婚礼之后(结婚的仪式不过是电话叫来出租车、在一个衣领上沾满头皮屑的公证人员面前那短短的三分钟)。他们住在阿德罗格⑥的一个旅馆里，远离妈妈和所有不甚来往的亲戚，路易斯感激劳拉从来没有提起过那个糊里糊涂地从男友变成小叔子的可怜木偶。但事到如今，与彼时彼人彼地已隔着一片海、死亡和两年，劳拉依然没有提起过他，而路易斯则因为懦弱而屈从于她的沉默，他知道她在这沉默的深处因责怪、因后悔、因某种变得像背叛的心情而在辱骂他。他不止一次毫不含糊地说起尼科，但他知道这并不算数，因为劳拉总以转移话题作为应对。于是在他的言语中，渐渐地形成一个禁区，将他俩与尼科隔开，将尼科的名字和对他的记忆封存在一块脏污的、黏黏的棉花里。在另一头，妈妈也一样莫名其妙地陷入了缄默之中。她的每封信都谈及小狗们、马蒂尔德、维克多、水杨酸、养老金的给付。路易斯曾经等着妈妈什么时候提起那个儿子，于是与她在劳拉面前结成联盟，温柔地迫使劳拉承认死去的尼科的存在。当然，这并不是必要的，没有谁在乎尼科活着还是死去，但对往事坟墓中的记忆的忍耐，是证明劳拉已确实和永远地将他忘掉的、阴暗而无可辩驳的证据。魔鬼在光天化日下被叫唤了名字而灰飞烟灭，它虚弱和愚蠢得像刚刚脚踏在地上的那一刻。但劳拉始终绝口不提尼科的名字，每次她突然沉默、在本应自然地说出他的名字而她却偏偏住了口的时候，路易斯就会再次感到尼科在弗洛雷斯花园里的存在，听到他那微弱的咳嗽声正在为他们婚礼准备他能想象的最完美礼物——正当原本是他未婚妻的她跟曾经是他兄弟的他在度蜜月的时候死去。一个星期过后，劳拉对于未收到妈妈的来信感到惊讶。他们胡乱猜测了一堆常见的假设后，路易斯当即在那个下午写了信。妈妈的回信没有让他过于不安，但他本想(早上下楼梯的时候他已有预感)看门人将信交到他手上，而不是把它送到三层。十五天过后，他见到了熟悉的信封，上面印有海军上将布朗的脸，还有伊瓜苏瀑布的风景画。他收好了信，然后走到街上，回应从窗户探出头来的劳拉的道别。他不得不拐过街角才能把信拆开，对此他感到很荒谬。波比逃到了街上，被某只长疥疮的狗传染了，几天过后它开始不停地挠痒。妈妈到艾米里奥叔叔的一个兽医朋友那里咨询，因为并不是波比把病传染给了尼克罗那么回事儿。艾米里奥叔叔建议用消毒粉给小狗们洗澡，但她已没有力气这样折腾了，最好还是让兽医开一些掺在狗粮里的消毒粉之类的药。隔壁夫人的猫长了疥疮，天知道猫是不是真的不会传染给狗，通过铁丝网传染也是有可能的。然而他们谁会对老太太的那些闲谈感兴趣呢，尽管路易斯一直与小狗们很亲热，小时候他甚至还跟其中一只小狗睡在床脚边上，这与不太喜欢狗的尼科正好相反。隔壁的夫人建议在它们身上撒点杀虫剂，万一那不是疥疮呢，狗走到街上什么病菌都可能沾上；在巴卡凯街角里有个杂技团带着奇怪的动物，空气中也许飘着细菌，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妈妈的恐慌没完没了，从理发店的男孩被滚烫的牛奶烫伤胳膊，到长疥疮的波比。接下来有一颗蓝色的小星星(钢笔头陷进了信纸中，是表达妈妈的疲劳的惊叹号)，于是路易斯忧伤地想起了妈妈的孤单——要是尼科也来了欧洲(正如看似的这样)。但这是老人的命运，孩子是终究要飞走的燕子，所以他们在身体走向衰老的同时还要有忍耐力。隔壁的夫人……有人推了路易斯一下，他当即以马赛口音进行了反击。迷糊之中，他意识到自己正在繁忙的地铁通道中挡着人们的去路。在那天余下的时间里，他处于同样迷糊的状态。他打了电话给劳拉说不回去吃午饭，然后在广场的长椅上坐了两个小时，把妈妈的信重读了一遍，琢磨着面对这个精神错乱的状况该如何是好。跟劳拉说吧，首先。为什么(这不是问句，但该用什么别的方式表达呢)还要向劳拉隐瞒发生了的事情呢。现在不能像上次那样说信丢了；他也不可能再半信半疑地认为妈妈是因伤痛而变得越来越老糊涂，结果把维克多错写成尼科。毫无疑问那些信就是劳拉，就是劳拉身上将要发生的事情。不仅如此：从结婚之日起发生的事情，在阿德罗格的蜜月，绝望地盼着船把他们带到法国的那些夜晚。一切都是劳拉，一切都将是劳拉，在妈妈的臆想中，现在尼科想来法国。妈妈成了同伙，她向劳拉说起尼科，告诉她尼科就要来欧洲。妈妈只泛泛地说了欧洲，是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劳拉会晓得尼科将在法国下船，到巴黎，到一个假装忘掉了这个可怜的人的家。他做了两件事：写信把这个让他感到不安的事态告诉艾米里奥叔叔，请求他马上去看望妈妈，去一探究竟和见机行事。他接连喝了几杯白兰地，然后走着回家，好在路上斟酌怎么向劳拉交代，因为终究要跟劳拉谈谈，让她放心的。穿过了一条又一条街，他越发感到难以将自己置身于当下、置身于半个小时后要发生的事情中。妈妈的信把他置于这两年在巴黎的生活的真相中，在以代价换来的和平的假象中；在通往外面世界的门的幸福假象中——这种幸福以娱乐和演出得以为继；在无意识的沉默约定的假象之中——正如在任何的消极约定中，两人逐渐走向了分裂；这一切令他感到窒息不已。是的，妈妈，没错，可怜的波比长了疥疮，妈妈。可怜的波比，可怜的路易斯，好多疥疮，妈妈。弗洛雷斯的俱乐部的舞会，妈妈，是因为他坚持我才去的，我以为他想炫耀征服的成果。可怜的尼科，妈妈，他干咳得那么厉害，现在也让人无法相信，他穿着条纹西服，头发梳得油亮，系着讲究的条纹领带。她聊了一会儿，颇有好感，为什么不与兄弟的女友跳这支舞曲？噢，说女友还太早，路易斯，我想我能叫您路易斯，对吧。也是，我纳闷尼科怎么还没把您带回家，您一定很讨妈妈喜欢。这尼科是最笨的，甚至还没告诉爸爸。害羞，没错，他总是这样子。像我。您在笑什么？不相信我？但我并不是看上去这样的……天很热是吧？真的，您应该到家里来，妈妈一定会很高兴。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起，养了几只狗。亲爱的尼科，这太不像话了，把这件事藏得严严的，坏家伙。我们之间是这样的，劳拉，什么都说。如果你不介意，我邀请小姐跳这支探戈。就这么一点事情，这么简单，就是油亮的头发和条纹领带。她与尼科分手是出于当初的错误与盲目，因为这位蛙人兄弟曾经如此让她着迷，让她的整个世界为之颠覆。尼科不打网球，那玩什么？没人能把他从象棋局和集邮中拉出来，您看吧。这可怜的小子沉默寡言，生活单纯，他已经落在了后头，被遗落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以咳嗽糖浆和苦马岱茶养病。当他病倒了，被命令卧床休息时，正好击剑和健身运动中心举办舞会。这种活动当然不容错过，尤其是埃德加多·唐纳多⑦要出席演奏，实在让人憧憬。妈妈觉得让他带劳拉出去散散步挺好，妈妈只和她相处了一个下午，就几乎把她视为女儿。你看，妈妈，那小子很虚弱，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不高兴的。像他那样的病人容易胡思乱想，他一定会以为我在跟劳拉勾搭。最好别让他知道我们去体育馆了。但我没跟妈妈说这些，家里没有人知道我们走在一起了。当然，那是在小病号好转之前。于是时间就这么过去，舞会，两三次舞会，尼科的X光片，然后是小个子拉莫斯的车，蓓芭家的欢乐之夜，碰杯，两人开车兜风，停在桥头，月亮仿佛是天上的酒店的窗户，劳拉在车上推却着，一点饮料，灵巧的手，亲吻，窒息的叫喊，羊驼毛披风，恢复沉默，谅解的微笑。那与劳拉开门时的微笑几乎是一样的。她做了烤肉、沙拉和鸡蛋布丁。晚上十点，来了一些邻居，玩凯纳斯特牌的⑧牌友。夜深的时候，正当他们准备上床睡觉，路易斯把信拿了出来，放在床头柜上。“我一直没跟你说，是不想让你伤心。我觉得妈妈……”他背对着劳拉躺下，等待着。劳拉把信放回信封，把灯关上。他感觉她背对着自己，不是完全背对着，但能听到她在耳边呼吸。“你发现了吗？”路易斯控制着自己的声音。“嗯。你不觉得她把名字弄错了吗？”应该是这样的。P-K4⑨，P-K4，完美的一着棋。“也许她想写维克多，”他说着，手慢慢地握起拳头。“啊，当然了。可能是这样的，”劳拉说。KN-B3⑩。他们开始假装睡觉。劳拉认为艾米里奥叔叔是唯一知情的人，但日子过去了，他们也没再提起这件事。路易斯每次回家都盼着劳拉有什么异常的话语和举动，打破这个保持得完美的平静与沉默。他们如往常一样去看电影，做爱。对路易斯来说，劳拉身上没有任何神秘的事，除了她对这种生活的极尽忍耐的维持——现在生活中的任何事都不是他们两年前所能展望的那样。现在他对她相当了解了，不得不承认在面临重要关头的时候，劳拉就像当时的尼科一样，他们逃避矛盾，他们的行动只是出于倦怠，有时她还会采取不作为、不为何而活的可怕态度。比起与路易斯，劳拉与尼科更能理解对方，从婚礼之日起、从对蜜月和欲望的软弱应允后他们所做的头几个决定开始，他俩一直意识到这一点。现在劳拉又做噩梦了。她原来也经常做梦，但噩梦和普通的梦不一样，路易斯可以从她许多异常的肢体动作，含糊的语句，或动物窒息般的短促叫声中分辨出来。当人们还在谈论刚去世的尼科，而他们就在尼科去世后不到几周就登船离开的时候，尼科实际上已经上了船。一天晚上，他们想起了尼科——这意味着他们之间要形成一种不言而喻的沉默了，就在这时劳拉把他吵醒了：一声嘶哑的哀鸣，双腿剧烈的抽搐，接着突然一个可怕的尖叫，以双手、全身、声嘶力竭地奋力反抗梦里压在她身上的可怕东西，比如一块巨大的黏稠物体。他晃了晃她的身体，让她平静下来，然后拿了点水给她喝。她边抽噎着边喝水，依旧被她生活的另一边困扰着。她说什么都记不起了，梦里的那东西很可怕，但无法描述。最后她带着秘密睡去了，因为路易斯知道她其实记得刚才她正在与走进她梦里的东西对抗，天知道那东西蒙着什么样的可怕面具，天知道劳拉在惊恐的漩涡、也许是在无用的爱的漩涡中抱着谁的膝盖。日复一日，他给她端来一杯水，在静默中等着她的脑袋再次落到枕头上。也许某天惊恐会战胜傲慢，如果那是傲慢的话。也许那时他就能够从他这边进行斗争。也许他并没有失去一切，也许新生活实际上并不是微笑和法语电影的幻象，而是别的什么。在绘图桌前，在陌生人的环绕下，路易斯想起了对称的意味以及他乐于采用的将其应用于生活中的方式。既然劳拉不愿触及这个话题，冷漠地等待艾米里奥叔叔的回信，那么他则应该与妈妈和解。给妈妈回信时，他只谈了谈最近几个星期发生的琐碎事情，在结尾加上一句纠正性的附言：“维克多说来欧洲。他哪儿都想去，真该去给旅行社做宣传。让他写信给我吧，他需要什么资料我们寄过去。告诉他从现在开始随时可以投靠我们家。”艾米里奥叔叔几乎马上就回信了，那干涩的语气似乎在写信给一个亲近却厌恶的亲戚——因为为尼科守灵时发生的那件他形容为无法形容的事。他没有当面对路易斯表示不悦，而是表现出面对类似情形时一贯的精明——没有到码头给他送行，连续两年忘记了他的生日。现在他只是履行作为他妈妈的小叔子的义务，简单地转告情况。妈妈身体不错，但几乎不说话，关于这一点，只要想到最近发生的不愉快事情就能够理解。不难看出她在弗洛雷斯的家里很孤单，这也合情合理，对于大半辈子都和儿子生活在一起的妈妈，怎可能在一间满是回忆的大屋里感到快乐。至于信中有问题的语句，艾米里奥叔叔感到有必要亲身去察看事态的微妙，并且采取了行动。但他遗憾地对他们说没有获得什么重要线索，因为妈妈根本不在谈话的状态，甚至只在客厅里接见他，她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这位小叔子。他向妈妈隐晦地建议接受治疗，她答道除了风湿以外，身体非常好，尽管这些天她有许多衬衣要熨。艾米里奥叔叔好奇地问那是什么衬衣，但她只是低下头，给叔叔递去雪利酒和巴格来饼干。妈妈没有给他们预留太多时间去讨论艾米里奥叔叔的信，相形之下则是他们的低效。四天之后寄来了一封挂号信，尽管妈妈再清楚不过，到巴黎的航空信没有必要挂号。劳拉打电话给路易斯，让他尽早回家。半个小时以后，路易斯回到家发现她喘着粗气，失神地看着桌子上那些黄色的花。那封信放在壁炉的隔板上，路易斯读完信后放回了原处。他走到劳拉的身边坐下，等待着。她耸了耸肩。“她疯了，”他说。路易斯点了一根烟。烟熏得他流泪了。他知道这场对弈会继续，现在轮到他动棋子了。但这场棋有三个人对阵，也许四个。现在他能确定的是妈妈也在棋盘边上。他让身体缓缓地陷进沙发里，让脸藏在双手合拢而形成的无用的面具里。他听到劳拉在哭泣，楼下看门人的孩子们在边跑边打闹。黑夜带来建议，以及其他东西。黑夜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沉重而无声的梦，他们的身体处于一场他们内心不曾想要的单调的战役中。他们再次回归那个沉默的约定：早上谈谈天气，谈谈圣克卢的罪案和詹姆斯·迪恩?。那封信还在隔板上，喝茶的时候没法不看见它，但路易斯知道，上班后就不会再见到它了。劳拉以其冷静而高效的勤劳，抹除了那些痕迹。一天，两天，又一天。一天晚上，他们因为邻居的笑话、费尔南德尔?的朗诵会而大笑不已。他们说去看一场戏剧，到枫丹白露过一个周末。绘图桌上堆积着无用的文件，所有东西都与妈妈的信叠在一起。船就是十七号星期五上午到达勒阿弗尔的，特别列车则在十一点四十五分驶入了圣拉扎尔。周四他们看了一场戏剧，玩得很开心。两晚前劳拉又做了另一个梦，但他没有给她端水，而是让她自己平静下来，背对着她躺着。过后，劳拉平静地睡去了，然后白天忙着裁剪和缝制一条夏天的连衣裙。他们商量着等付完买冰箱的账单，就买一台电子缝纫机。路易斯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发现了那封信，于是把它带到了办公室。他打电话到航运公司，尽管他可以肯定妈妈写的日期没有错。这是他唯一可以相信的，因为其余一切都几乎无法想象。那白痴的艾米里奥叔叔。最好的办法是写信给马蒂尔德；尽管她与妈妈相隔颇远，但她必定更理解插手干预和保护妈妈的紧迫性。但真的要(这不是问句，但该用什么别的方式表达呢)保护妈妈么，要保护的是妈妈么？他曾经想过打长途电话跟妈妈谈谈。他想起了雪利酒和巴格来饼干，耸了耸肩。他也没时间写信给马蒂尔德，尽管事实上有时间，但也许最好等到十七号星期五……白兰地已无法阻止他的思考，甚至无法让他至少不带着恐惧去思考。他越来越清晰地想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最后几周、妈妈在尼科的葬礼后的表情。原本他将其解读为痛苦的表情，现在那对他来说意味着其他东西——那当中带着一种包含仇恨的不信任，那种动物感到就要被人遗弃在远离家的不毛之地时的表情。现在他真正地看到了妈妈的脸。他现在才看到那段日子里妈妈的真实样子，那时整个家族轮流去看望她，对尼科的去世表示同情，晚上陪着她，劳拉和他也从阿德罗格回来陪伴她、和她在一起。他们没待多久就离开了，因为艾米里奥叔叔、或者是维克多、或者是马蒂尔德出现了，所有人都表现出同样冷漠的排斥，整个家族为所发生的事情、为阿德罗格感到羞耻，因为当可怜的尼科、当尼科还在的时候，他们都很快乐。人们也许无法想象自己是怎样合力亲手把他俩送上了第一班船的；仿佛他们联合起来给他俩买好了船票，带上礼物挥着手帕亲热地送两人上了船。当然，作为儿子的责任感迫使他马上写信给马蒂尔德。喝第四杯白兰地之前他还有能力思考这样的事情。喝第五杯的时候，他重新想了一遍，笑了起来(他步行穿越巴黎，把自己置身于更为孤单的环境中，让头脑清醒些)，他笑的是作为儿子的责任，好像儿子们有作业?，就像四年级的作业，在丑陋的四年级写给那位神圣老师的神圣作业。他作为儿子的作业不是给马蒂尔德写信。为什么(这不是问句，但该用什么别的方式表达呢)要假装妈妈发疯了？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让日子流逝，除了星期五。当他如往常一样与劳拉道别，跟她说要赶工完成急用的图纸所以不回家吃午饭时，他非常确定本可以加上一句：“要是你愿意的话，一起走吧。”他躲在车站的咖啡厅里，这样能便于观察且不会被发现——多么可怜的优势。到了十一点三十五分，他看到那蓝色的裙子便认出了劳拉，于是远远地尾随她，看着她查看时刻表，问工作人员，然后买了一张站台票，走进站台，那里挤满了一副等人模样的人们。路易斯躲在一个载满水果箱的车厢后面，只见劳拉似乎在犹豫应该待在站台出口附近，还是沿着站台往里走。他平静地看着她，仿佛在观察可能作出有趣举动的昆虫。火车几乎马上就到了站，劳拉融入人群中，人们蜂拥到车窗旁、寻找着各自的目标，夸张地叫喊和挥手，仿佛车厢里的人们在窒息。他沿着货车厢走进站台，走到更多的水果箱子和油污之中。从他所在的地方将能够看见出站的乘客，能够看见劳拉再次走过，她必然是一副彻底放松的表情，因为劳拉的表情，难道不会是彻底放松的么？(这不是问句，但该用什么别的方式表达呢)待最后头的乘客和挑夫都离开后，他奢侈地成为最后一个出站的人。他径自走了出来，走到阳光照耀的广场上，到广场角落的咖啡馆喝杯白兰地。就在那个下午，他要写信给妈妈，绝口不提那荒谬的插曲(但那并不荒谬)，然后鼓起勇气去跟劳拉谈(但他没有勇气，并且也没有跟劳拉谈)。但无论如何，喝白兰地是毫无疑问的，其余的见鬼去吧。看着人们三五成群地经过，哭着喊着相互拥抱，亲戚们喋喋不休，一种游园会旋转木马般的廉价情色席卷站台，在手提箱和包裹之间，终于，终于，我们多久没见了，你晒得红通通的，伊薇特，但确实，太阳很猛，女儿。他开始寻找相似点，满怀兴致地参与到这件白痴的事情中。在旁边经过的那两个男子从发型、外套还有那副克制着造访巴黎的激动心情的自满神气来看，应该是阿根廷人。其中一个长得尤其像尼科，他开始寻找相似点。另外一个不像，事实上只能看见他的脖子比尼科的粗得多，腰身也更肥。但他寻找相似点纯粹出于好玩，那另一个人已经走过，左手只提着一个行李箱，正向出口处走去。尼科跟他一样是左撇子，后背也是有点驼，肩膀的轮廓也一样。劳拉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她跟在后面看着他，脸上带着一副路易斯熟悉的表情，那是劳拉从噩梦中醒来的表情，是她在床上坐起来凝望空气时的表情——现在他知道了，她凝望着的是那个背对她走远的人，那个实现了难以言喻的复仇、让她在梦中惊叫和挣扎的人。他们开始寻找相似点，那个男人自然是陌生人，当他把行李放在地上，找车票递给出口的检票员时，他们看到了他的正脸。劳拉先离开了车站，路易斯让她先走了一段距离，待她消失在公共汽车站台后，他走进了街角的咖啡厅，倒在一张沙发里。过了一会儿，他已记不起自己点了酒没有，不知道正焦灼着他的口腔的是不是那廉价白兰地的余味。整个下午他都在画图，一刻也没有休息。他不时冒出写信给妈妈的想法，但一直把它搁置到了下班。他徒步穿越巴黎，到家的时候他遇到在门廊的看门人，跟她聊了一会儿。他本想留在那里跟看门人或者邻居们聊聊天，但大家都陆续回到了自己家，晚饭的时间到了。他慢慢地走上楼(事实上他上楼总是慢慢的，为了不喘气和不咳嗽)，到三楼的时候，在敲门之前他靠在门前休息了一会，实际上是为了听听房子里正在发生什么。然后他如往常一样短促地敲了两下门。“啊，是你，”劳拉说，对他摆着一张冷冷的脸，“我已经在怀疑你是不是要加班到更晚了。肉要重新加热了。”肉没有重新加热，但一点味道也没有。如果那时候能开口问劳拉为什么去火车站，那么咖啡或香烟也许还会有点味道。但劳拉整天都没有离开家，她这么说，仿佛有必要说谎，又或者在寄望他对那个日期和妈妈那可怕的胡言乱语发表一个讥讽的评论。劳拉的谎言已经不重要，那只是在许多疏离的吻、在那些充满尼科影子的沉默之上再添一击而已，在那些沉默中在她和他的脑海里除了尼科别无他物。为什么(这不是问句，但该用什么别的方式表达呢)不在桌上摆上第三套餐具？为什么不离开，为什么不握着拳头，在那悲伤的、备受折磨的、在烟雾中扭曲的脸上打一拳，让它仿佛在两条河流间摇摆？为什么不让自己的脸像妈妈的脸一样日渐填满仇恨？也许他在另一个房间；也许他靠在门外等着，就像路易斯刚才那样；又或者他早已在这里安居，一直是这里的主人，在床单那块洁白而温热的领地上，多少次来到了劳拉的梦中。他就在那里等着，脸朝上地躺着，也抽着自己的烟，有点咳嗽，那木偶般的脸带着笑，就像他最后几天的那个表情，那时他的血管里已没有一滴健康的血。他走到另一个房间，走到工作台前，把灯打开。回信之前他不需要重读妈妈的信了。他开始写，亲爱的妈妈。他写道，亲爱的妈妈。他扔掉信纸，又写道：妈妈。他感到这房子像一个在逐渐握紧的拳头。一切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让人窒息。原本公寓对两人来说绰绰有余，不多不少就是为两个人而设的。他抬起眼睛的时候(刚写下：妈妈)，劳拉正站在门口，看着他。路易斯放下钢笔。“你不觉得他瘦了很多吗？”他说。劳拉做了一个手势，脸上浮现出一道同样的光芒。“有一点，”她说，“人一直在变……”原鄉書院总目录（点击可直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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