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制作人聚焦难民问题:
专访阿基·考里斯马基：“不团结，一切都将消亡”
《希望的另一面》在北京放映以来，反响热烈，几乎场场爆满。许多观众在看后给影片以很高的评价。面对难民问题，阿基在影片中表现出的悲悯和温情，值得我们每个人予以一份尊敬。
在这部影片即将登陆成都之际，我们特意带来了阿基·考里斯马基在柏林的一出专访。在这次访谈中，他讲出了自己对于难民问题的态度和思考。
阿基·考里斯马基在继《勒阿弗尔》之后的新作《希望的另一面》中讲述了一位年轻的叙利亚难民在芬兰寻求庇护无果的故事。
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的作品给影迷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短小精悍、低成本、即兴发挥的良心作品。作品里总是有一个固执的怪人。淡定闲适也是他风格中的一部分，例如《列宁格勒牛仔征美记》、《我雇了一个合约杀手》、《浮云世事》。
在《勒阿弗尔》中他已经提到了难民。在他的新作《希望的另一面》中有一位名叫卡勒德的叙利亚难民。他乘船来到赫尔辛基并申请政治避难。尽管芬兰政府知道卡勒德在阿勒波的生活状况不差，各个部门还是“踢皮球”，互相推卸责任。于是卡勒德就去乞讨，偶然地遇到了维克斯特伦。他让卡勒德在他的餐馆里工作。在刚刚过去的柏林电影节中，考里斯马基凭借该电影获得了银熊奖最佳导演奖。马丁·施维科特在柏林采访了阿基.考里斯马基。
Q：考里斯马基先生，您的电影一直以来都是谈论一些永恒的话题。这一次您在电影中讲述了一位叙利亚难民的故事。是什么使您的作品的焦点转移到了现实的政治问题上？
A：芬兰政府逼迫我制作了这一部电影，因为他们就是如此卑鄙地对待难民的。当上千名难民从叙利亚到我们国家时，我们中的很多人鼓足勇气给予他们帮助。有关部门则是不遵守国际法，用尽一切办法将难民们尽快赶出芬兰。如果政府继续这样做，我将放弃我的芬兰国籍。
Q：在欧洲和美国各地开展了很多反对接收难民的政治运动和民粹主义运动。芬兰也有类似的活动吗？
A：我们中间也有一些这样的傻子。但是我为我的同胞感到骄傲。他们面对难民危机做出了完美的反应。这是我国的传统。二战期间以及二战后，有很多难民越过俄罗斯边境从东欧逃到芬兰。因此我非常震惊，东德和东欧的人们对待难民的态度竟然如此消极。他们的国家曾经也有很多人逃到西欧。我不能理解这些消极的言论。
Q：尽管这部电影披着现实主义的外衣，但是我更愿意称之为童话。成年观众还需要看童话来挺过现实吗？
A：如果人类最终有所成长，这样该多美好。因为如果他们不成长，那意味着还会有更多的战争。我无法解答我们这一时代的大问题。我只做粗鄙的电影。但是有一点我十分确定：如果我们不快点成长，我们就会死。因为资本主义全球化会将我们所有人都杀死。
Q：不是那些机构不帮助难民卡勒德，而是那些本身拥有的资源就少的人不愿意伸出援手。人类间的团结在您的电影中有多重要？对于我们的社会又有多重要？
A：一直以来，我都在我的电影中对此进行了解释。团结意味着，照顾那些深陷困难的人。没有团结，我们的灵魂都会死亡。一个不团结的人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是空的，就像敲击空酒瓶发出的响声那样。
Q：人们在看了您的影片几分钟后，就能认识到这是真实的考里斯马基。什么是典型的考里斯马基风格？
A：我借鉴并融合了四位我十分欣赏的电影人的风格。他们是让-皮埃尔·梅尔维尔，小津安二郎，雅克·塔蒂和查理·卓别林。所以没有考里斯马基风格。
Q：您的电影对话简短，画面对比鲜明。对话的数量和布景都是提前定好的吗？
A：如果我写了一部电影脚本，我是不会改变其中任何一个逗号的。但是在我的电影中总是会有剧本中没有的即兴场景。在布景时，我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决定，什么东西应该摆放在哪里。
Q：您形容自己是极其懒的电影制作人。您什么时候会出下一部作品？
A：我不会再拍电影了。
Q：有人说，您的电影《勒阿弗尔》和《希望的另一边》是难民三部曲的前两部。
A：是的。不过三部曲只出了前两部，这一点我不喜欢。再给我五年时间。如果到时候我还活着，我就再拍一部电影。
《希望的另一面》北京地区最后两场（目前都已满座）：
10月28日16:45百老汇电影中心
10月29日19:30卢米埃影城芳草地店
成都地区排片：
11月03日19:40百丽宫影城太古里店
11月12日19:40百丽宫影城太古里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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