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敏柏宁敏白灵北京 http://baidianfeng.39.net/a_bdfzlff/140122/4330869.html我能有什么信仰吗文/汤一介
我高中没有读完，就回到昆明的家里读书，这时我对宗教的书和带有宗教意味的文学作品开始有了兴趣，从而由对前此“爱”的抽象理解而渐渐有了较具体的体会。我读了《圣经》，知道上帝对人类的爱，了解到耶稣之受难才是真正伟大的“爱”。我读佛经故事，最喜欢“投身饲虎”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说，大车国王幼子萨陲见一虎产了七个儿子，已经七天，而母子饥渴将死，于是生悲悯之心，而投身饲虎，以求“无上究竟涅槃”。这种舍身而完成一种理想的精神，净化着我的心灵。然而对我直接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品，应该说是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贝多芬传》开头引了贝多芬年2月1日在维也纳市政府的一段话：“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而《贝多芬传》的开头一段说：“人生是苦难的。在不甘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夜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没有幸福，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照通常的情况看，我这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为什么会有这种“人生是苦难”的想法呢？我至今仍然不能做出清楚明白的回答，也许是因为“少年不知愁滋味”吧！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整个世界和中国都处在苦难之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在最后殊死战的年初，而那时对我们家来说又是我的大妹与大哥先后死去的日子，自然会有人生无常、世事多变的感受，而且一个内向的“大孩子”，大概比较容易产生一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吧！这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可以化为一种力量，那就是中国儒家所提倡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生死观”，一种承担“人生苦难”、济世救人的理想。
在我十七八岁时，虽然对儒家思想没有什么深刻了解，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还是读过一些。例如孔子所追求的“天下有道”的理想，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以及后来一些儒家的“视死如归”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气节，对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大概是巨大的。因而，贝多芬那段担当人生苦难的话自然就深深地感动了我，这其实仍是我以某种儒家思想心态接受西方思想之例证。
我那时认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活着就应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应对社会负责任。如果一个人不甘于平庸凡俗，自然要担当起苦难，所以中国有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说法。自古至今有儒家精神的仁人志士都是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兴衰和人类社会的幸福十分关怀，往往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是为着一己的小我，而是为着国家民族的大我，因此可以为着一个理想的目标，舍生忘死。在这个时期，我常问我自己“为什么活着？”我很自然地回答：是为了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而活，并愿为之而奋斗。当然，我那时的这些想法都是空洞的、没有实际内容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幼稚可笑的。但这些思想感情对我一生说仍然是宝贵的，因为它无疑是我们中国人传统思想文化中应受到珍视的一部分。
年欧洲取得了反德国希特勒法西斯的胜利，随之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于这年的8月取得了胜利。为此，像我这样将要入大学的年轻人当然是欣喜若狂。特别是在我思想中的那些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驱使着我，幻想着中国定会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明天，自己将有可能为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建设尽一份力。好像我的生命中将会充满多姿多彩的花环。但是，进入年，一切都令人失望，一切希望都如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贪污和无能暴露无遗，国民党为争夺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与共产党打起了内战，人民仍然在水深火热中煎熬。面对这样的现实，我这样一个全然无实际人生经验的青年人，好像在极度兴奋中被浇上了一盆冰凉的水，把我的理想（实际上是一些空疏的幻想）和抱负全打破了。看看我的父辈们（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虽然还在为国事奔走，但国共两党的内战越打越烈，因而这些教授先生们也日益感到他们对中国的前途是无能为力的。这样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我这样感情深沉、思想内向的青年人很容易在思想上走向另一个方面。这就是转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
在《庄子》一书中记载着关于“死生变化”的故事，故事说：庄子的妻子死了，而庄子却鼓盆而歌；子桑户、孟子反、子张琴三人是好朋友，后子桑户死了，孟子反和子张琴两人“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像这种故事还有不少。因为照庄子看，对生死问题应该取“生时安生，死时安死”的态度，生不过是气之聚，死不过是气之散，都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没有什么可悲伤的。而像“生死”这样的变化，可以说是人生中最大变化，如果能对这种最大的变化不以为意，那么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自由。所以在《逍遥游》一篇中，庄子认为，人不必去管那些自身以外的事，这样才可以逍遥游放于自得之场。这种只追求自身的逍遥游放的人生态度对中国知识分子也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看，常常是开始时对生活抱着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在生死问题上是以“死有重于泰山”和“死有轻如鸿毛”来分别“生死”的意义，为社会理想而死就是“重于泰山”。知识分子对社会都有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但往往由于社会政治或个人遭遇的原因，理想一个又一个的破灭，逐渐对世事感到失望，而采取道家“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从而把“死”看成不过是“休息”。像我这样的青年自然也摆脱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由于深感社会的黑暗和自己对社会的无能为力，从而觉得道家思想可以帮助我得到一种安身立命的境地。于是有一个时期，我就不再去考虑那些如何改造社会以及人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而认为只要自己能取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就可以了。因而对“生死”问题的态度也随之一变，采取一种并不在意、顺乎自然的态度。这一时期我特别喜欢读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大诗人陶渊明的诗。其中他的那一首《形、影、神赠答诗》最后几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人生无异于在宇宙之大化中漂流，生没有什么可喜的，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一切都应自自然然，对生死这样的问题根本没有去过多的考虑的必要。我喜欢这几句诗，它对我一生的人生态度和“生死观念”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有着影响。
但是尽管在这种思想情绪占主导的情况下，在我的思想深处仍然潜存着那种应对社会尽责尽职的责任感。“我真的能不管世事而逍遥吗？”“我真的能如庄子那样把死看成是一种休息吗？”这些都是我常常问自己的问题。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常常具有两种矛盾的性格：一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是顺应自然的避世逍遥的思想。有时前者占主导，有时后者占主导，这常常是随着所处的环境和个人的机遇而有所不同的。我希望有庄子那种逍遥游放的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而我又往往因感到自己对社会无所作为而苦恼。作为中国的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就是在如此矛盾的心境中生活着。
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儒家和道家思想有着重要影响外，佛教同样也有着重要影响。我接触佛教有着深刻的家庭原因。我的父亲虽然并不是佛教信徒，但他是一位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者，并对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僧大德有着一种人格上的崇敬，这可以从他那部在中外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看出。在我家里有相当数量的佛教方面的藏书，因此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佛教的书籍。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那时我不过是十九、二十岁的年轻人，当然对佛教的那些深奥的道理不甚了解，不过佛教的一些基本观点，特别是一些对中国社会生活有影响的佛教思想，我还是了解一些的。～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内战越打越激烈，人民在苦难中挣扎，多少生离死别的悲惨的事天天发生着，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人死去。这使我愈发感到“人生无常”，而觉得佛教所说的“人生如一大苦海”是不无道理的。照佛教看，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蕴聚。如果你不能觉悟，即不能克服自己的“无明”，那么你就会在“苦海”中轮回，受着“八苦”的束缚，而不得解脱。如果你觉悟了，那就可以脱离“苦海”，而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些通俗的对佛教道理的解释，虽然我不会全然相信，但又觉得它也能解释某些社会现象，会对人们的生死观念发生影响。至于佛教中如般若学、涅槃学、唯识学等等深奥的理论，我知道很少，依我的知识水平，常常处于似懂非懂之间。
年是中国社会最悲惨的年头之一，国共两党的内战打得难分难解，人民生活痛苦万分，大学教授的衣食甚至都成问题，一般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就在当时的北平街上也常可见饿死和冻死的人。我们家虽然还过得去，但也大不如以前了。那时北京大学复校由昆明迁回北平。父亲在年暑假后，赴美国加州大学（贝克莱）教书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得以自由自在地阅读他的佛教藏书。一日我读《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这部佛经虽只有短短的二百余字，但对它的注释却有几十种，可见它非同一般。我虽再三苦读，但仍未解其中真谛。只知经文主旨在证“一切皆空”。不过于此，我也似有所得。我想，如果“一切皆空”，那么“苦”是不是也是“空”呢？如果“苦”是“空”，那么“八苦”对人来说也就没有意义了。这样佛教所谓的“人生是一大苦海”的命题很难成立。我想死去的亲人或许他是脱离了苦海，但活着的人则会因失去亲人而痛苦呀！例如，我的大妹的死去使我长久处在对她的思念之中，有时甚至想着能在梦中与她相会，但一次也没有这样的梦，这难道是“求不得苦”吗？我也曾读过中国佛教禅宗的《坛经》，从字面上看似乎比《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好懂，但其书的深妙奥义，则绝非像我这样没有什么生活阅历的人可以了解的。禅宗以“无念为宗”，我当时认为它的意思是说，你不去想它那就什么对你都没意义了。其实这是对禅宗的误解。人怎么能什么都不想呢？何况在我的思想中无疑仍然深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人生在世，不能只求自己从“苦”中解脱出来，而应
我的短文的意思是说：人生虽然是苦难的，而人们都希望能摆脱这种苦难。可是在人的一生中，照佛教看“人生八苦”是在所难免的。这样就有一个对“苦”的不同态度。我当时自以为，我之生是为别人而生，死也应为别人而死。人活着就像燃烧着的蜡烛一样，它可以燃烧发出小小的火光，这样只能照亮自己，至多可以照着周围很小的空间了；但蜡烛也可以烧得很旺，火光大大的，这样就可以照亮很大的范围。我希望我作为一支烧得很旺的蜡烛，能用我的光照亮更大的空间，给别人欢乐和幸福，而快快燃烧完，以我的消失而有益于他人，减轻别人一些痛苦。这篇短文当然是一篇年幼无知的浪漫幻想曲，但那时我却是真诚地那么想的，这就是我那时虽受到佛教思想影响，而又潜存着浓厚的儒家思想影响的“生死观”。
那时有一种青年人爱读的杂志是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其中第三卷第三期刊载有诗人林庚写的一首诗，题目叫《生》，我读后觉得他对“生死”问题没有彻悟，于是我就在同页上也写了一首题目叫《死》的小诗，现在我先把林庚的诗抄录在下面，然后再抄录我的那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我的“生死观”的小诗。
生
我们活着我们都为什么
我们说不出也没有想说
今年的冬天像一把刀子
我们在刀里就这样活着
明天的日子比今天更多
春天又来了像一条小河
流过这一家流过那一家
春天的日子像是一首诗
我们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思想像一个广告。
死
（一）
第一天我认识了死亡
就像母亲生我真实一样
没有半点踌躇
我接受了这个现实
把它安置在应有的位置上
这样
我开始了生活
我长大我变了
终不能毫无介意
因为我知道了它的结局
（二）
谁带给我一阵欢乐
难道死亡是痛苦
谁不信
春天死了
来的不是夏日
母亲生我
在世上必增加一座坟墓。
从年到年是我由少年步入青年的时期。我想，这一段对每个像我这样的青年人非常重要，它不仅是求知欲最旺盛的年岁，而且是最富于幻想的一个人生阶段，至少对我是这样。我读了很多书，中国的、西方的、印度的，古典的，现代的，哲学的、文学的、宗教的等等。我思想过种种问题，除了“生死”问题之外，我还考虑“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灵与肉是矛盾的，还是和谐的”，“真善美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而我想得最多的是“爱”的问题，我为“爱”而生，我也愿为“爱”而死，我“爱”一切善良的人。当时我爱着一个女孩子，我和她通信，但很少见面，而见面时又很少说什么。我们在通信中主要讨论的是“人类之爱”的问题。我们爱着人类，并为人们所遭受的苦难而痛苦，但我们几乎没有谈到我们之间的“爱”。我虽爱她，她却并没有也“爱”我的表示。可是有时她常把她的日记抄寄给我看，在一封信中她说：“每次看到你的信，我都很激动，我不能失去你的友谊，我们的通信比我们的见面或许更美好。”后来由于年中国社会的剧变，我们没有再联系。我知道，她上大学后参加了基督教团体，这使我想到我曾读过的安德烈·纪德的《窄门》。
我非常喜欢纪德的《窄门》这本小说，“窄门”是从《圣经》的一句话来的：“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故事说的是两个极富宗教热情的青年介龙和阿丽莎相爱，他们在情书中相互勉励，希望离上帝更近。阿丽莎在与介龙柏拉图式的爱情交往中，她的带着神秘主义色彩的信仰不断发展，最终相信通向天国的窄门确如《圣经》所说不能容二人同时通过，认为自己爱上帝更甚于爱介龙，并且相信介龙也是如此，然而介龙并非像阿丽莎所想的那样。我看《窄门》这本书的英译本，也看卞之琳翻译的《窄门》，其中介龙和阿丽莎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常常浮现在我的脑中，而对这一段文字我特别爱好，常常翻出来，反复读它。
门已经锁上了，但里面的门闩并没有插牢，一推就开。我用肩胛轻轻将门顶开，正要往里闯……就在这时，我听到一阵脚步声，连忙跑到墙的拐角里躲了起来。
虽然我并没有看清从花园里出来的是谁，但凭着声音和感觉，我知道这是阿丽莎。她向前走了两步，轻声唤道：
“是你吗，介龙？……”
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仿佛心脏都停止跳动了。她见没有动静，便大声重复一句：
“介龙，是你吗？”
听着她那情真意切的呼唤，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一下子便跪倒在地上。她见我没作声，便向前走了几步，绕过墙的拐角，向我走来。我突然感到她就在我面前——我用手捂着脸，不敢马上看她，过了好一阵才将她那柔弱的手捧起来狂吻。她俯下身来对我说：
“你干嘛藏起来？”她说得那么简单，就好像三年分别只是几天前的事似的。
“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一直在等你。”
“等我？”我感到非常意外，不由地带着疑问的口气重复了一句。
她见我仍然跪在地上，便说：
“我们到长椅那儿去吧。……是的，我知道我还会见你一面的。最近三天，我每天晚上都到这里叫你的名字，就像今天晚上一样……你为什么不答应？”
“要不是被你撞上，我可能连见都不见你就走了。”我冷冷地说，尽量克制着内心激动，不让自己像开始时那样垮下来。
“我只是路过勒阿弗尔，我打算到林荫路上走一走，围着花园绕一圈，再到泥灰场里那张长椅上歇一会儿，因为我想你有时还会来坐一坐的。然后……”
“你还是看看我这三天晚上读的是什么吧！”她打断了我的话头，将一包信件递到我手中。我认出那些都是我从意大利写给她的信，直到这时我才抬起眼睛看她……
太阳就要落山了。忽然一片乌云飞来将它挡住，过了一会儿它才重新出现在地平线上。落日余晖给空旷的田野镀上了一层金碧辉煌的色彩，一时间竟把我们对面那个狭窄的山谷照得透亮。我默默地望着这迷人的景象，直到太阳已经消失了，我还呆呆地望着，仿佛身上仍旧沐浴着金色的霞光。我感到自己满脑子怨恨全都烟消云散了，只觉得心中充满了爱。
我为什么抄写《窄门》中的这一段，这是因为我认为，我曾经爱过的那位女孩，也许和阿丽莎一样，她相信“那门是窄的”，不能两人同时进去。当然可能我的这种想法是全然错误的，但我愿自己是真诚的作如是想。我多次读上面引用的那一段，当我每次读时都止不住落泪。上面那一段是介龙和阿丽莎的最后一次见面，而后不久阿丽莎就离开了人间。阿丽莎执着地相信那通往天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她真诚地相信爱上帝和爱介龙是不能并存的。读这一段我虽很感动，但我并不能理解。因为我没有如阿丽莎那样的信仰，我也没有如介龙那种对“爱情”的执著。我想，从《窄门》的故事中给我的启示，是一种对人类的爱，是对自我道德完善的追求，是一种对“悲剧美”的欣赏和对宗教虔诚气氛的感受。像我这样一个知识青年，尽管会在阅读西方文学、哲学、宗教作品时，欣赏西方文化，而且会努力去理解和吸收，但是我毕竟没有信仰宗教的背景，因而对阿丽莎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很难有深切的理解。
我虽然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我尊重我所接触到的宗教，我欣赏我所接触到的宗教，例如佛教和基督教。我爱好佛教深奥的哲理，我喜欢基督教的智慧。佛教要解救人们脱离“苦海”，达到涅槃境界，并提出一套修持的方法，对人类社会生活，给人们一种“超生死，得解脱”的精神力量，无疑是人类的精神财富。基督教的“博爱”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它的三大形而上学论证“上帝存在”、“灵魂不死”、“意志自由”给人们一种超越自我的向善动力，当然同样也是人类的精神财富。这些都给我重要启示，丰富着我对“生死”问题的看法。这是毫无疑义的。“生死”问题从一个方面说是医学、生物学方面的问题，但是对“生死”的看法却是哲学、宗教等所关怀的“终极关切”的问题，因为一个人的“生死观”往往受着不同文化传统和个人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形成重大的差异，而且一个人的一生由于环境的变迁和个人的思想的变化以及个人的遭遇和性格的影响而有所变化，也是常有的事。我作为一个生长在中国的青年人，在当时的条件下，虽然有机会读一些西方的文学、哲学、宗教的书，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无疑对我的思想影响会更强大。特别是我的家庭，又是属于所谓“书香门第”，中国传统的“生死”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早已根植在我的思想深处了。而20世纪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国粹主义”者，对西方文化也不会取排斥态度的，何况我父亲又是在美国大学里待过近五年呢！就中国文化本身说，往往也是可以兼容并包的，儒、道、释三家的思想虽不相同，但常常形成一种互补的状态，而何况这三家在唐宋以后就形成了一种合流的趋势呢！就我的气质说也许更近于儒家，但就我的家庭影响说，在我的思想中无疑也包含着道家和佛教的成分。这就是说，我的“生死观”大体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而吸收了若干道家和佛教的思想，同时西方的某些思想也不能说对我毫无影响。从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说，中国社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大变局中，对许多人来说，“生”很艰难，“死”却又那么容易，敏感而喜欢思考的青年人对“生死”问题大概不会不去考虑吧！特别是那时我学问虽浅，却自视甚高，觉得自己可以成一个哲学家，而哲学家必须要考虑“生死”这一类的终极关切的大问题。
那时，我实是无知，而却狂妄；我实是渺小，而却自大；我实是浅薄，而却自以为博学。不过上帝会原谅年轻人的，会让他们在生活中逐渐了解自己，逐渐了解社会，逐渐了解应该如何的“生”，应该如何的“死”。正如庄子所说，生死是人生中最大的变化，能对这一问题有所悟者有福了。
（来源：汤一介著《我们三代人》，转自：乾元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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