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和好友博蒙来到美国，以考察美国监狱制度为名，深入的观察了这个新生国家。他们从纽约登陆，取道西北，游览五大湖、尼亚加拉瀑布和加拿大；他们在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等城市驻留，与美国各方人士交谈，观察思考新大陆特殊的社会和制度；他们历尽艰险南下，经俄亥俄、肯塔基、田纳西等州直至南方的路易斯安那，亲眼目睹了美国南方迥然不同的文化和奴隶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最后一站是首都华盛顿，之后，他结束了将近一年的旅程，返回法国，开始写作《论美国的民主》这一著名作品。
此篇，也将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感谢作者赵匡宇君，他用文字展开了历史的画卷，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带领我们重走了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旅途。山水有相逢，朋友们后会有期！
最初由法国人建立的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在英法七年战争后一度被割让给西班牙，后来又在拿破仑时期短暂地回归法国。由于无力维持这块遥远的殖民地，拿破仑最终以万美元把路易斯安那贱卖给了美国的杰斐逊政府。美国的领土由此扩大了一倍。到托克维尔访问的时代，路易斯安纳州的海港城市新奥尔良虽然仍是一片法国风貌和情调，但正在迅速扩张，容纳着来此定居的各个种族。
托克维尔和博蒙在法国领事吉耶曼先生的带领下参观了城区。许多新铺的街道坑洼泥泞，道路和房屋的编号也杂乱无章，让人搞不清方向。他们参观了一所老监狱，里面的牢房乌烟瘴气，令人作呕。犯人栓在沉重的枷锁之中，处境悲惨。不过一所新的监狱也在附近的巴托鲁日筹划建设。他们看到城市中使用黑奴很普遍，非欧洲的种族和混血儿则经常遭到歧视和欺压，甚至白人乞丐对他们也是盛气凌人。酷热的气候下，黄热病每年都会夺走许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底层的劳动者和奴隶。新奥尔良的社会风气更是“声名狼藉”，包养漂亮的混血女性作为情妇司空见惯，甚至已形成产业。富人们会在不太炎热的季节里来此寻欢作乐，等到酷暑时节又离开去打理自己的生意。这里的政府机构也显得乱哄哄的。法国、西班牙和英美政治传统不协调地拼凑在一起。议会里经常是吵吵嚷嚷，议员们有时候甚至都不太清楚自己到底通过了什么法案。但就在这种显得混乱无序、野蛮生长的社会图景中，托克维尔仍然察觉到了一种新社会的活力与希望。由于政治归属逐渐明确，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投资置产。作为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新奥尔良的海港贸易也愈加繁荣。托克维尔在考察新奥尔良后写道：“美国政府最大的优点是它的无力和消极。在目前状况中，美国为了繁荣既不需要一个巧妙地指挥，不需要长远的计划，也不需要非同寻常的努力。它需要的是自由，除此之外还是自由。”
19世纪的新奥尔良（图片来自网络）
托克维尔和博蒙于1月3日乘坐驿站马车离开新奥尔良。他们希望尽快到达华盛顿特区，以赶上一月份在首都开始的国会会议季。虽然行程匆忙，两人还是碰到了许多属于南方的独特见闻。他们遇到的一个年老的白人男子曾和自己的黑人女奴生育了混血子女。虽然他一直想把子女解放为自由人，但南方的法律却不允许他这么做。想象着自己的后代难以摆脱被转卖和奴役的悲惨处境，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头感到十分绝望。这个令人唏嘘的故事似乎正是博蒙的小说《玛丽》的主要情节的原型。他们还见证了阿拉巴马彪悍的民风，刚到蒙哥马利就听说有人被枪杀在大街上。一个律师告诉托克维尔，这里几乎所有人都随身携带武器，随时准备决斗，律师自己脸上的刀疤就是见证。而且一个人在决斗中杀人一般不会被定罪，因为陪审团的成员觉得自己也会碰上相同的处境。在这里，“陪审员在辩论之前就知晓案件了。案件在被审理之前就已经被审判了，而且是在小酒馆里被审判的。”可见陪审团制度也并不总是能守护法律的客观公正。
南方的陆路交通比之前的水路也好不到哪去，一路上断桥、阻路以及马车抛锚，各种麻烦不断造访。不过托克维尔对艰辛的旅途已经颇为适应，他在给嫂子的信里打趣道：“如果我要写一本医书，绝不会像流俗的出版物那样写。我会论证一个人要想健康就得只吃玉米和猪肉，吃的极少或者极多，或者根本不吃，看情况而定。睡在地板上，和衣而眠。在一个星期里从严寒走到酷暑，再由酷暑返回严寒，把肩膀靠在膝盖上睡着，然后在壕沟里醒来……”不仅是生理上的磨练，在旅行中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入明晰。在马车上托克维尔又碰到了在费城见过的波因塞特先生。这位富有手腕的前大使曾经成功怂恿墨西哥发动反抗西班牙的独立革命，如今他作为杰克逊总统的特使刚刚在南方调解了关税问题，正准备返回华盛顿向总统汇报工作。他和托克维尔天南海北，无所不谈，从美国海运业的崛起，到国内公路设施的不足，从美国与墨西哥的国际关系，到国内南北方关于关税的纠纷，从印第安人的灭亡，到奴隶制的隐患，当然还有宗教民情和民主共和制度。理论和实践知识都异常丰富的波因塞特给了托克维尔极大的启发，帮助他系统地梳理了关于美国的思考。
也就是在十二月底和一月初，托克维尔的思想体系开始逐渐显露雏形。尤其是开始系统地总结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得以维系的基础，也就是《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有利于维护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的重要内容。托克维尔到这个时候基本已经确信，在美国由中产阶级遵循“开明的自利”原则而非古典共和美德进行统治的民主共和制度，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模范，基本上是成功的。不过另一方面，美国的民主制度又高度依赖于它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包含了太多例外性。这也回到了他在离开法国时思考的问题：美国的民主或者民主本身对于欧洲尤其是法国意味着什么？这都有待于《民主》写作过程中更细致的思考。
至于波因塞特先生，我们至少可以把托克维尔准确预测美国海上霸权的成就部分归功于他。他对托克维尔说：“美国的海上贸易前程无限。我们注定要成为这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上强国。……我们的船只布满了勒阿弗尔和利物浦的港口，我们在我们的港口几乎看不到英国和法国的船只”，因为“没有一艘英国或法国的船只和我们的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穿越大洋，并在港口停留如此短的时间”。托克维尔和博蒙乘坐的“勒阿弗尔”号就是一艘美国船。托克维尔后来说：“我认为，国家同人一样，几乎总是在青年时代就显露出其未来命运的主要特点。当我看到英裔美国人的那种经商干劲、经商的便利条件和经商获得的成就时，就情不自禁地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成为地球上的第一海上强国。他们生来就是统治海洋的，就像罗马人生来就是来统治世界的一样。”
由于旅途的坎坷耽搁了太多时间，两人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心驰已久的南方重镇查尔斯顿，也没能去拜访在南方庄园里休养的国父詹姆斯·麦迪逊。没能仔细考察“老南方”成为托克维尔研究美国的一大缺憾。这导致托克维尔在《民主》中理解的美国带有北方起源的一元色彩（尤其是北方精英的视角），而没能充分挖掘南方传统在美国政治版图中的重要性。但由于托克维尔已经意识到工商业兴旺发展的北方注定战胜依赖传统农业的南方，所以他的偏重性理解也是有意为之同时也是大致准确的。托克维尔和博蒙用了12天的时间，穿越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佐治亚、南卡罗莱纳和北卡罗莱纳，行程多英里，于2月15日抵达弗吉尼亚州大西洋岸边的重要港口诺福克。然后他们从诺福克乘坐客船，渡过东海岸的切萨皮克湾，于1月17日来到首都华盛顿特区，开始了最后一个重要阶段的考察。
在华盛顿的法国驻美大使塞吕耶尔先生一直都很关照托克维尔和博蒙，曾写信让所有法国驻美机构支持两人的访问，两人在美国各地留下的好名声也让大使很高兴。他在自己的官邸盛情款待了托克维尔和博蒙，并把他们引见给了杰克逊总统。从最初接触的北方精英，到整个美国的律师阶层，甚至总统自己的特使波因塞特，给托克维尔和博蒙不断灌输的理念就是，安德鲁·杰克逊这位将军总统，战功平庸，素质中等，是个典型的平民总统，和以往出身名流的精英领导人不能相提并论。再加上托克维尔和博蒙本人的贵族思维，以至于他们在见到这位联邦总统之前就已经不大高看他了。两人在1月19日和总统进行了简短的礼节性会面。博蒙的印象是：他是位66岁的老人，保养得很好，看上去保留了身体和精神的全部活力，但不是有才华的人（manofgenius）。白宫的装饰有品味并很简洁，但规模和豪华程度还比不上法国的部长官邸。总统独自待在会客厅里，看上去也不忙，门口没有卫士，手下的侍从也并不殷勤。“我们谈了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他给我们喝了杯马德拉酒，我们表示了感谢，称呼他为‘先生’（Monsieur），就像第一个进来的人一样。”
但是托克维尔和博蒙显然低估了杰克逊总统的地位和能力。实际上“杰克逊民主时期”（JacksonianDemocracy或JacksonianAmerica）是美国民主制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更加开放的选举权和开始制度化运作的政党提名机制造就了这位平民阶层出身的总统，结束了建国以后的权贵垄断局面。杰克逊本人其实是一位强势总统，代表南方的农场主势力与北方工商业精英在联邦银行和关税等问题上激烈斗争，最终促成了关税税率降低，以及不久后关闭联邦银行。但他同时又尽力捍卫联邦整体，反对南卡罗莱纳州退出联邦的企图，维系着一个联邦与州权并重的二元联邦制（DualFederalism）局面。
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图片来自网络）
与对总统印象平平相比，托克维尔和博蒙对首都的其他上层人士则感到更加亲切。他们被引荐给许多政府重要人士，包括国务卿爱德华·利文斯顿，海军准将帕特森，财政部长麦克莱恩，还有老朋友参议员埃维莱特和前总统亚当斯。两人每晚都要参加上流人士组织的宴会和舞会，席间大家都是说法语，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巴黎的社交沙龙之中。利文斯顿国务卿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法律和监狱管理的专家。他给托克维尔提供了许多美国政府的资料以供研究使用，后来在出任美国驻巴黎使节时又为托克维尔的写作提供了许多便利。托克维尔在《民主》中表达了对利文斯顿先生的感谢。利文斯顿也可能是第一个把法文版《民主》从欧洲带回美国的人（年）。
爱德华·利文斯顿（图片来自网络）
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平铺在波托马克河的平原上，城市空间十分充裕，街道又宽又长，一些宏伟的公共建筑点缀其间。当时的华盛顿只住着不到两万人，与人口爆炸的巴黎形成了鲜明对比。托克维尔和博蒙对雄伟的国会大厦印象深刻。在白天，他们可以畅通无阻地在国会里走动，观摩国会辩论，搜集所需的资料。一位叫尼古拉斯·特里斯特的国会秘书提供了很多帮助，在他整理的国会资料中至今还保留着与博蒙的通信。托克维尔感觉国会辩论的气氛很冷静。他认为当时美国已经没有以重大原则组建的真正的政治党派，只有争取琐碎利益的小团体。有人批评托克维尔没有足够重视美国的政党政治。实际上当时的美国政党政治还在探索当中。联邦银行行长比德尔先生就对托克维尔说：“我想象得出您很难理解美国政党的存在和运作，因为我们自己也并不知道更多。”当时美国的第一个两党体系（联邦党人与民主共和人）早已瓦解，击败联邦党人的民主共和党正在分裂，第二个两党体系（民主党和辉格党）还在形成中。当然，托克维尔本人的确很鄙视党争，这点和美国国父们很像。
十九世纪的华盛顿（图片来自网络）
托克维尔在华盛顿的考察大多是回顾以前已经了解的信息，同时他也开始构思自己著作的雏形。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他想到了许多可写的东西，但不是要提供一个关于美国的全面图景，这既无聊又无益，而且对在美国只待了不到一年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他想做的是选择一些与法国政治与社会状况有关的话题，这就会具有更大的价值。所以他后来说：“尽管我在那本书（《民主》—笔者注）中很少谈到法国，但我在写下每一页文字时没有不想到法国的，可以说，法国无时无刻不在我的眼前。我之所以突出美国的特点，之所以要让人认真理解它，与其说是为了完整地描述一个外国社会，还不如说是为了对比它同我国的异同之处。我总是从与一方进行对比或类比的角度出发，得出关于另一方准确的、特别是值得鍖椾含涓�鑸ソ鐐圭殑娌荤枟鐧界櫆椋庡灏戦挶鐧界櫆涓镐环鏍煎湪鍝釜浠蜂綅鍖洪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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