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章简介
年，包豪斯学校的成立标志着现代设计教育的诞生。包豪斯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革理想，主张打破设计教育中艺术和技术的界限，尝试将设计与制造结合，形成适合机器生产方式的美学风格。包豪斯所带来的变革性的美学与教育思考，无疑改变了中国的建筑教育版图，催生了新的学科诞生，促进了设计与建造、精英与大众、院校和生产的结合。在包豪斯诞生百年之际，《时代建筑》试图反思其作为一种源于欧洲的激进的进步主义对美国、亚洲、中国和同济的影响，以及什么是真正的包豪斯精神。
李振宇、钱锋对德绍包豪斯校舍与同济大学文远楼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对比其历史意义和建筑本体的异同，由此管窥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和现代建筑教育理念的源流。侯丽梳理了包豪斯现代教育理念的出现及其跨国迁移，指出包豪斯所传播的现代设计教育理念，最终跨越了时代和政治、改变了社会认知，已成为我们所生活的“新建造”环境背后的基本逻辑。黄向军以民族主义和亚洲的地域性为认识框架，来理解20世纪60年代的许多重要亚洲建筑师和建筑师组织，讨论了诸如“新加坡规划与城市研究组”、“亚洲建筑师联盟”等城市研究组织的重要探索项目。童明的文章通过历史解析,反思了包豪斯的理念和内涵，以期对当下的建筑实践带来启示。海伦娜·查普科娃通过分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和日本设计教育的相互影响，揭示了当时日本和欧洲由机构和个人形成的复杂关系网络。芒福德的文章回顾了CIAM从创立到解散的过程中对欧洲和美国城市设计运动的影响，以及这段历史和包豪斯思想的关联。爱德华·柯格尔探讨了格罗皮乌斯和中国建筑的关系，认为格罗皮乌斯和贝聿铭的合作迈出了批判性地域主义的第一步。王家浩将汉斯·梅耶担任包豪斯第二任校长前后的经历与他针对各种现实场域做出的实质性回应结合在一起，深入建筑与政治之间的对抗、更替和主从关系，概述了由他主导的包豪斯行动的动力与意义。王达仁等作者的文章介绍了包豪斯基金会主办的包豪斯百年活动，并对如何延续包豪斯精神进行了探索与思考。
—年的CIAM与欧洲和美国的城市设计运动
CIAMandtheUrbanDesignMovementinEuropeandtheUnitedStates,-
[美]艾瑞克·保尔·芒福德著应悦佳耿涛译耿涛校
EricPaulMUMFORD,TranslatedbyYINGYuejia,GENGTao,ProofreadbyGENGTao
Abstract
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简称“CIAM”，由欧洲现代建筑师联盟于年6月创立。CIAM呼吁将现代建筑与一般经济体制联系起来，将建筑教育改革的重点放在面向所有人的住房和城市规划上。CIAM的主张与实践属于20世纪20年代国际艺术、建筑和激进政治运动的一部分，主要体现在勒·柯布西耶在巴黎的实践，以及由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于年在德国创立的包豪斯上。文章纵览了CIAM从年创立到年解散的这段历史，并简要回溯了最后一任CIAM主席约瑟夫·路易斯·塞特于20世纪50年代在哈佛GSD开创“城市设计”这一新领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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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CIAM的形成
年6月，欧洲先锋派建筑师在瑞士拉萨拉兹城堡成立了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ongrèsInternationauxdArchitectureModerne,简称“CIAM”）①[1-2]。与当时主导全球建筑教育的布扎体系（Beaux-Artssystem）不同，CIAM呼吁将现代建筑与一般经济体制联系起来，将建筑教育改革的重点放在面向所有人的住房和城市规划上。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这些想法已成为主流，但在20世纪20年代，“建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建立在利用古典先例来投射精英阶层的权力和强化所谓国家和地方共享历史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CIAM在它的创始文件《拉萨拉兹宣言》（DeclarationofLaSarraz，以下简称“《宣言》”）中明确地表达了在当时看来较为激进的立场，该宣言分为4个章节：1）一般经济体制；2）城市规划（法语urbanisme，德语St?dtebau）；3）建筑与公共舆论；4）建筑及其与国家的关系。[3]
年，CIAM在拉萨拉兹的合影。勒·柯布西耶在照片中央戴着帽子的曼德罗夫人的左边。年至年任CIAM秘书长的西格弗里德·吉迪恩（苏黎世）是右边第三位。
CIAM的创立源自20世纪20年代国际艺术及建筑先锋们的共同努力，而这其中以受到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以下简称“柯布”）在巴黎的实践及包豪斯（Bauhaus）的影响最为显著，后者由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Gropius）于年在德国魏玛创立。当柯布尝试通过简化建筑形式和使用钢筋混凝土等新技术来改革建筑时，包豪斯则试图通过探索“形式的新基础”来调和当时人们“技术驱动下的艺术趣旨”，并以此弥合“技术与艺术创作间离的现状”②[4]。自年起，包豪斯学院第一年的基础课程（Vorkurs）由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aszloMoholy-Nagy）指导，其中的课题及其研究方向很快便对20世纪20年代欧洲各地的住宅及相关设计实践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以布鲁诺·陶特（BrunoTaut）设计的柏林住宅群落（settlements）最具代表性。与此同时，柯布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吸引了大型实业家们出资为他们的工人兴建住宅，例如他在波尔多-佩萨克（Bordeaux-Pessac,年）的弗吕杰城住宅区（CitéFrugès）便是CIAM早期的代表项目。
创立一个属于当代建筑师群体的国际化协会的设想其实由来已久，我们可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多个国际先锋主义运动中瞥见其端倪，例如旨在推动国际视觉语言发展的风格派运动（DeStijlMovement）或苏联以莫斯科高等艺术暨技术学院（VKhUTEMAS）为中心的建构主义实验[5]。在年于斯图加特举办的德意志制造联盟“魏森霍夫住宅博览会”（WeissenhofSiedlungexhibition）上也曾讨论过这样的议题。随后，这些努力在日内瓦国际联盟新总部设计竞赛中有了结晶，并改变了当时评审委员会对获胜项目的选择。遗憾的是，尽管柯布的方案得到了许多评委的支持，但最终还是被否决了。法国-瑞士籍贵族，同时也是巴黎现代艺术赞助人的海伦·德·曼德罗（HélènedeMandrot）夫人经由瑞士制造联盟秘书弗里德里希·古伯勒（FriedrichGubler）介绍加入了CIAM，正是在她位于洛桑附近的拉萨拉兹（LaSarraz）的祖宅中，她作为东道主主持召开了第一次CIAM会议。会议的实际组织工作由盖布里·格凡凯尔（GabrielGuevrekian）负责完成，他出生于伊斯坦布尔并在巴黎执业，当时正在为另一位成功的现代建筑师，同时也是柯布竞争对手的罗伯·马莱·史蒂文斯（RobMallet-Stevens）工作。[6]
并不是所有被邀请到拉萨拉兹的建筑师都能参加这次会议，许多柏林环社（derRinggroup,—年）的成员选择不参加，显然，因为他们反对柯布在该会议中的角色。格罗皮乌斯和瑞士建筑学家西格弗里德·吉迪恩（SigfriedGiedion）曾试图让大部分德国现代建筑师参加会议，包括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MiesvanderRohe）和埃里希·门德尔松（ErichMendelsohn），但最终只有三位德国建筑师参加了拉萨拉兹会议[7]。其中有环社秘书长雨果·哈林（HugoH?ring），他提倡一种被称为“有机功能主义”的现代建筑变体形式；以及出任包豪斯第二任校长的瑞士共产主义建筑师汉斯·梅耶（HannesMeyer）和法兰克福市建筑师埃恩斯特·梅（ErnstMay）。尽管如此，由来自八个欧洲国家的24名建筑师于年签署的《宣言》依旧向当时以布扎建筑体系为代表的主流建筑界发起了第一次严峻的挑战。CIAM呼吁建筑界进行建筑和教育改革以更好地为民众服务，而不是设计那些基于历史先例的属于精英阶层的纪念性建筑。
2《拉萨拉兹宣言》：“一般经济体制”
在“一般经济体制”一节中，CIAM打破了西方以往的建筑理念，不再以一度根植于宗教理想和贵族价值观的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先例为基础，而是将经济体制和建筑之间的联系作为其设计的核心重点，而这些是布扎体系建筑师们从未优先考虑过的事情。《宣言》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主义者们对泰勒主义的热情[8]，它坚持认为“经济效益”不应该是“商业利润的最大化”，而应该是“工作精力的最小化”，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普遍贫困状态”的直接结果。为了实现最小化的工作投入，CIAM呼吁在建筑设计和施工中推广“合理化”和“标准化”策略。这就意味着简化工作方法和减少熟练劳动力的投入，以及“修正”消费者的需求。这些策略正是对当时熟练工匠阶层已经不复存在这一“既成事实”的回应，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当代产品从本质上不同于过去时代的产品”。[3]-
《宣言》所倡导策略的各方面内容已经在柯布的建成作品中得到验证，特别是他的湖畔别墅（“VillaleLac”，也称“双亲住宅”）。当柯布的父母发觉其之前为他们在拉·夏德芳设计的房子的维护费用太过昂贵之后，他们于年请柯布在瑞士韦威·科尔索重新设计了一座低成本住宅。正如柯布后来于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次演讲中所描述的，湖畔别墅的平面布局没有参考任何建筑先例，而是基于他对“合理行为”的推敲，在“不损失一平方厘米”的前提下，他完成了这栋57m2（ft2）房子的设计。柯布在绘制这个设计时将其描述为“有着一节卧铺车厢形状的纯粹主义住宅”，这栋住宅有一条大约11m（36ft）长的水平带形长窗，可以从那里看到南面的日内瓦湖和远处的阿尔卑斯山。它的平屋顶是一个可使用的平台，这一元素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柯布和CIAM建筑作品的关键特征。[9-10]
年，在芝加哥莱特伍德的画廊举办的安藤和勒·柯布西耶展览，柯布西耶的佩萨克-波尔多（左）和莱蒙湖畔别墅（右）（芒福德，年拍摄）
3《拉萨拉兹宣言》：“城市规划”Ⅰ
《宣言》将城市规划的要素定义为土地细分、交通组织和通过立法调控新建筑及城市环境的组织关系，其主旨在于服务“居住、生产和休闲”的城市基本功能。当时，荷兰、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和日本建筑师们在大型居住区项目实践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对《宣言》（产生）有着重要影响。柯布以“明日城市”（Urbanisme）描绘出他所预见的那些带有高层建筑的城市规划设想，并于年完成了巴黎“当代城市”（VilleContemporaine）规划方案。而在成立于年的法国城市规划协会（SociétéFran?aisedUrbanisme，简称“SFU”）中，接受过布扎体系训练的建筑师们则将城市规划（urbanisme）理解为一种针对现代工业城市的综合设计方法，从城市排水、交通运输、公园和娱乐区以及新社区设施等角度出发，组织新的街道和街区。SFU的设计方法对CIAM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其中由法国城市规划协会的核心人物之一托尼·加尼尔（TonyGarnier）所设想的由混凝土建造而成的工业城市（CitéIndustrielle，-）便对柯布的城市规划理念产生过直接影响；巴黎建筑师尤金·赫纳德（EugeneHénard）在当时发明了利用交通环岛（“trafficcircle”或“rond-point”）来解决道路岔口的交通问题；曾于年在法国巴黎美术学院（écoledesBeaux-Arts）荣获罗马大奖（PrixdeRome）的莱昂·乔斯利（LéonJaussely）在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城市规划学院（InstitutedUrbanismeinParis）培养了后来巴黎CIAM的骨干成员埃诺·戈德芬加（Ern?Goldfinger）和路易斯-乔治·派诺（Louis-GeorgesPineau）；亨利·普罗斯特（HenriProst）则成为年制定巴黎规划的首席城市规划师，他曾于年至年间在法国控制下的摩洛哥长期工作过。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建筑师的实践及理论也对《宣言》产生着影响。[11]
尽管柯布排斥这些城市规划者们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学方法，但也认同他们关于建筑师可以塑造新城市的主张。他在年出版的《城市规划》（Urbanisme）一书中公开申明了这些观点，并于年将其译成英文，名为《明日之城及其规划》（TheCityofTomorrowanditsplanning）。此后，在到年间，CIAM及其后继者，例如Team10（—年），都沿用着柯布的城市规划理念。拉萨拉兹会议后，CIAM关于住房和城市规划的概念与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的相关理论发展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拉萨拉兹会议也曾邀请苏联先锋派的两名建筑师埃尔·利西茨基（ElLissitzky）和莫伊谢伊·金兹伯格（MoiseiGinzburg），但被当时的瑞士当局阻止了[1]18。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便出现了正式的社会性建筑实验（其中大部分未建成），到年时这些实验作品已经被大量出版并在西欧广为人知。这无疑与利西茨基的实践和莫斯科建筑杂志《现代建筑》（SovremennayaArkhitektura，简称“SA”，金兹伯格主编，发行于至年）的报道有部分关联，而这也对CIAM的城市规划理念产生了影响。年，勒·柯布西耶在苏联赢得了莫斯科中央局大厦（CentrosoyuzBuilding）建筑竞标，该大厦是前苏联住房合作社的总部。与此同时，柯布在巴黎的办公室也成为了前苏联与西方联系的国际纽带。当时在那里参与中央局大厦和其他项目的建筑师，包括来自巴塞罗那的约瑟夫·路易斯·塞特（JoséLuisSert），他后来于年至年间担任CIAM主席；以及来自南斯拉夫西萨格勒布市（Zagreb）的欧内斯特·魏斯曼（ErnestWeissmann），在战后几十年他担任了纽约联合国的重要规划官员；还有前川国男（KunioMaekawa），他日后成为了秉承柯布思想的日本现代主义先驱建筑师之一；以及法国设计师夏洛特·佩里安（CharlottePerriand），她后来在日本和法国都极具影响力。虽然以上诸位都没有参加拉萨拉兹会议，但他们后来很快便成为20世纪30年代CIAM的中流砥柱，并对年后的全球设计产生着持续而广泛的影响。[12-15]
在拉萨拉兹会议之后，CIAM立即聚焦于当时在德国魏玛及其周边国家高涨的保障性住房和城市建设。年10月，CIAM第二次会议在法兰克福举办，主题是“最低限度住宅”（DieWohnungfürdasExistenzminimum，MinimumHousing）[16]，在会上，当地建筑师埃恩斯特·梅介绍了他以最低成本为当地蓝领阶层设计的安置用房，其中采用了预制混凝土板构造技术和标准化建筑构件。梅的方法与同时期美国和欧洲等地所使用的方法类似，而这在后来也逐渐发展成为苏联和其他国家在年以后的大规模住房建设活动中的核心技术和成果。那一年，梅和他在法兰克福的团队被邀请作为“外国技术专家”参与规划了苏联自年起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新城市，而这一切正伴随着约瑟夫·斯大林政权的崛起。
年10月，《最低限度住宅》，荷兰CIAM成员马特·斯塔姆在德国法兰克福的CIAM第二次会议举办的房屋展览。
年至年，埃恩斯特·梅曾为巴瑞·帕克（BarryParker）与雷蒙德·昂温爵士（SirRaymondUnwin）工作，参与设计了伦敦近郊的汉普斯特德郊区花园项目（HampsteadGardenSuburb）以及后来在波兰弗罗茨瓦夫（Wroc?aw）的项目。这一阶段所积累的城市规划经验使他的规划理念呈现出田园城市运动中去中心化的特点，而不是柯布的城市中心化。尽管梅和许多魏玛建筑师一样，反对田园城市运动中的中世纪本土复兴主义，但他的实践却与田园城市运动的核心思想一致，即为那些中等收入家庭提供一系列不同类型的花园住宅。梅的实践也延续了早期田园城市运动注重让公众生活接近自然的特点，在住区附近规划并设计了娱乐设施和公共集会场地。他的设计方法在建筑学层面受到了包豪斯和环社的影响，而他也是后者中的一员。梅的设计手法后来发展成为CIAM规划方法中的核心部分，从一开始在最低限度住宅设计中被运用，到后来逐步被扩展应用至大型居住区规划设计中，例如由法兰克福的马特·斯塔姆（MartStam）和梅的设计团队所完成的诸多项目。
年，德国法兰克福，玛格蕾特·舒特·理荷丝基，与埃恩斯特·梅的设计团队，法兰克福厨房
年，有很多德国CIAM成员离开德国前往苏联工作。同年11月，在布鲁塞尔举办的CIAM第三次会议将主题定为“理性的城市规划”[17]。曾于至年担任包豪斯学院院长的汉斯·梅耶那时也与由包豪斯毕业生所组成的“红色纵队”（Rotfrontbrigade）一起前往莫斯科教书。而埃恩斯特·梅被苏联任命为“标准城市项目”的总工程师，他把他法兰克福团队的近20名成员带到莫斯科展开工作。在那里，CIAM工作的聚焦点从设计单独的最小居住单元扩展到在更大的城市架构中设计功能性居住区。当时，柯布也开始提倡CIAM所秉持的“城市主义信条”（doctrineofurbanism），这与当时苏联正在进行的辩论密切相关。柯布被要求提供一项“关于莫斯科与绿色城市的评估”，对莫斯科重建的研究促生了柯布关于“光明城市”（TheRadiantCity）概念的设想，并最终于年以“光明城市”（Lavilleradieuse）为名公开出版③[18]。在CIAM第三次会议的项目展览中就曾展示柯布在“光明城市”中所设想的居住区图纸。
—年，柏林，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和他的团队，未建造的11层板式公寓住宅
在CIAM第三次会议中，大部分的争论都围绕着住宅究竟是选择高层还是多层而展开，柯布和格罗皮乌斯提倡前者，而埃恩斯特·梅则持相反观点,他认为使用电梯对于集体住宅而言太昂贵了。在CIAM第三次会议之后，埃恩斯特·梅曾短暂地成为过CIAM的核心人物，并于年6月在柏林作了一次关于“建设苏联大城市”的演讲。基于梅的法兰克福团队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卡拉干达（Karaganda）、奥尔斯克（Orsk）等城市所完成的城市规划实践，以及汉斯·梅耶、斯塔姆等其他CIAM成员所完成的城市规划实践，CIAM推出了“功能城市”（TheFunctionalCity）这一全新的城市规划模式。在理论层面，它包含着彼此间相隔很远，但却可以步行通达的由多层公寓组成的全新的“邻里单元”（neighborhoodunits），这些居住区通过有轨电车网络连接起来，并且设置有多样的公共服务设施④[19-21]。此刻，CIAM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Marxist-Leninistideology）似乎产生了某种过度交汇，因此斯大林政权逐渐开始排斥CIAM以及其他先锋派思潮。
4《拉萨拉兹宣言》：“建筑与公共舆论”Ⅰ
年6月，正当埃恩斯特·梅在柏林“特别议会”上向CIAM介绍他在苏联的工作成果时，斯大林的代理人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Kaganovich）却在莫斯科宣布，莫斯科重建计划中将不会采用任何形式的先锋派城市规划方案[22]。然而CIAM的成员并不知道这一点，受到苏联实践经验的深刻影响，在年柏林CIRPAC（当时的CIAM指导委员）会议上，与会代表深入探讨了城市规划究竟是一项政治任务还是一项技术任务这一问题。梅和另一名激进的德国代表阿瑟·科恩（ArthurKorn）主张为CIAM的工作赋予社会主义的政治定义。对此表示赞同的还有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CIAM成员和布拉格“左翼阵线”（Leváfronta）创始人卡雷尔·泰奇（KarelTeige）的同事们。现代主义建筑师们在对待社会主义观念上则没有这么激进，例如荷兰的范·埃斯特伦（vanEesteren），他在年被任命为CIAM主席；格罗皮乌斯、密斯和门德尔松；芬兰的阿尔瓦·阿尔托（AlvarAalto），以及把设计和政治视为两个独立领域的波兰共产主义建筑师西蒙·西尔库斯（SzymonSyrkus）⑤[23-25]。后者的观点在当时的CIAM中占据上风，柯布对此也表示赞同，并直接促使CIAM在年于伦敦召开的CIRPAC会议上再次强调不会以任何名义“发布带有政治色彩的宣言”⑥[26]。这在后来也成为了CIAM的“一贯路线”，CIAM希望其城市规划方案能够被广泛应用在致力于改善大规模居住条件的任何政体中。
在柏林会议中还发布了为召开CIAM第四次会议而准备的一系列细化的纲领性文件，依旧以“功能城市”为主题对年的莫斯科进行规划和研究。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要求新建个工业城市，在此背景下，CIAM把工作重点放在针对大尺度城市设计的实践类型研究上，而非梅和其他CIAM成员之前在苏联完成的那些实践类型。与此同时，由柯布、格罗皮乌斯和吉迪恩领导的CIRPAC反对科恩与布拉格“左翼阵线”（显然还有汉斯·梅耶）所持的城市规划应明确塑造并引领新的共产主义城市生活方式这一立场。他们主张应按照CIAM关于“居住、工作、交通和娱乐”这“四大功能”的研究对城市进行再组织，这将有效提升每个都市居民的生活条件和文化活动，并且这种策略适用于任何工业化城市和社会架构，而不会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
年，阿姆斯特丹，集团8（阿姆斯特丹），功能城市展览。图右列出了当地CIAM团体为CIAM第四次会议进行的同规模的城市分析。
尽管与同时代苏联规划理论联系紧密，但CIAM“四大功能”概念的形成却受到了范·埃斯特伦及其同事们在阿姆斯特丹规划实践的直接影响[27]。遵循当时通过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美国女权运动已经充分建立起来的社会共识，人们普遍认同应尽量减少妇女所承担的繁重家务和育儿负担，为她们能够重返职场创造便利条件。因此CIAM和苏联的规划师在设计中也都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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